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又揭曉了,由于全面的國際化幻覺,中國人的關注目光,始終盯在此獎與中國作家的關系上面,然而每一次的結果都讓我們大跌眼鏡。我注意到網上的事前推測,在好幾份長長的名單中,只有一份名單提到了最終的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凱爾泰斯這個我們陌生的名字。在一篇很專業的預測文章里,狡猾的作者更多地談到了哪幾類作家不可能得獎,其中最醒目的說法是,中國作家和猶太作家不可能獲獎。事實常常具有諷刺意味,今年的得主凱爾泰斯恰好是一位猶太作家,而且其小說的主題集中在猶太人的命運上面。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總是出人意料,那些評委在我們的感覺上,與其說是眼光獨特,不如說是狡猾至極。他們的選擇總與四海之內的作家、批評家的預測相去甚遠。也許正是這種出人意料的神秘,讓善于幻想的中國人有機會把諾貝爾文學獎同中國文學聯系起來。諾獎與中國文學,成了我們不愿談,又忍不住要談的話題。這個偽問題的存在,成了我們談論中國文學國際地位,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漢語寫作的功能,甚至評委中的漢學家人數及其審美趣味的奇怪視點,越來越具有學術含量。 說魯迅曾拒絕諾貝爾文學獎,老舍、沈從文、巴金與之擦肩而過,早已成為“文壇軼事”,不可考證也無從談論。莫言正得到大江健三郎的猛力推薦,還有其他一些在瑞典有“知音”的作家留有一絲希望。這是我們談論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的最好作料。 在經過了將近20年的國際化追逐之后,中國當代主流文壇的重點風向已經有所轉移。這種轉移就是,中國作家越來越意識到,回到漢語、回到本土、回到民間才是中國文學的真正出路,是否要上升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個理論覺悟的高度是另一回事,不過近一兩年的創作風向很明顯的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學追求漸成風氣。以正處在上升期的長篇小說創作而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往往具有明顯的“Made in China”的標志。莫言的《檀香刑》,他自己認為是一種“退守”,自覺汲取具有強烈地域特色的藝術形式、語言風格和故事內容。在批評家眼里,已經達成了共識,即這是一部具有濃郁“中國特色”,同時又可以拿到國際文壇對話的小說。閻連科的《堅硬如水》,特定歷史時代的生活是用特定歷史時代的語言來表現的。用文革時期的流行話語表現文革時期的“流行生活”,構成了這部小說最大的特色,具有鮮明的國家和時代特色。閻真的《滄浪之水》,提供了一部在瑣屑的日常故事中揭示道德、靈魂和人生命運的范本。這些故事的瑣屑性表現在,作家極有耐心地端出一個中國當代小人物的命運變遷史,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關注當下”(王干語)、“現實主義是作家的根本處境”(謝有順語)已經被批評家看成是創作風向的主潮。 這是中國文學經過20年的“瘋狗追逐”般的奔波后,在“全球化”、“網絡化”背景下做出的藝術選擇。放到諾獎的話題下來看,這是丟掉幻想,真正“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開始。正是這種非諾獎“功利”的清醒,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同國際接軌的可能。走向世界,原來未必是跟上步伐,而是走一條“世上本來沒有”的道路。中國文學首先要做到自己有了自信,才能期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可強求人家的錯愛。 我注意到,諾獎的評委對匈牙利人凱爾泰斯所做的評價是,他的小說“用其弱小的經歷對抗歷史的‘橫行無忌’”。無論如何,這是極好的文學評語。放下“宏大敘事”的架子,在弱小的生命中看到歷史,這樣的寫作才真正具有穿透力。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于我們的魯迅,他們的創作都表現出這樣一種風范,是否得獎倒在其次,同時,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才能去談得獎是否有意義這樣的話題。 令人煩心的“諾獎與中國情結”,讓我們暫別這個主題吧。 □閻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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