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xué)百年校慶期間，余先生應(yīng)邀回到母校參加校慶，余先生出場時，那滿頭的銀發(fā)、清癯的面容仿佛就是詩人的標(biāo)志。有同學(xué)問：“您在詩中把大陸比作母親，把臺灣比作妻子，把香港比作情人，歐洲比作外遇，那美國呢？”余先生爽聲答道：“棄婦。因為美國只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驛站。”他說：“我是１９５８年去美國讀書的，臺灣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樣，對我簡直是一種文化震撼，與自己格格不入。每當(dāng)我在黃昏時分獨自一人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時，我就會有種‘日暮途窮’感。鄉(xiāng)愁并不是因為純地理的阻隔，而是對整個文化歷史變遷的失落感。作為現(xiàn)代中國人，不能拋棄我們的歷史感。”
余先生在詩意生活著，余先生對“詩意生活”的闡釋也非常有哲理：生活里要有詩意，但不一定要做詩人。讀詩可以有詩意，但如果還能對萬物富有同情心、想像力，就離詩更近了。他還說，一個人的生活固然要有詩，還要有藝術(shù)、音樂、繪畫、雕塑，總之應(yīng)該要有美，尤其是對美的想像力。他說了個小笑話：美國有一個百萬富翁非常喜歡他的小女兒，于是想作詩，想了半天，最后作出一句：啊，你美麗得像一張百萬大鈔！可見，一個人沒有了想像力，再富有的人都會變得很貧窮。
對余先生而言，他的靈感其實正來自于他的生活，來自于他對身邊的人和事的細(xì)心感受和捕捉。當(dāng)同學(xué)們提及他的名作《我的四個假想敵》時，他笑著說，這是緣于作為父親在心理上發(fā)生的微妙變化。他覺得四個女兒在十六七歲以前完全屬于父母，無比幸福，長大了以后只能看到她們的背影，因為她們的男友正在門口按門鈴。那時我希望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要老打電話給我女兒，而要多寫情書，這樣可以練練文筆，順便也讓我看看他們的中文功底如何。
流淌在余光中心中的仿佛都是詩與詩意了，這次回南大參加校慶帶來的禮物也自然是詩——《鐘聲說》：
大江東去，五十年的浪頭不回頭
浪子北歸，回頭已不是青絲，是白首
常青藤攀滿了北大樓
是藤呢還是浪子的離愁
是對北大樓綢繆的思念
整整，糾纏了五十年
鐵塔銅鐘，聽，母校的鐘聲
深沉像是母親的呼聲
呼遲歸的浪子海外歸來
缺課已太久，趕不上課了
卻趕上母親正歡慶百歲
玄武仍瀲滟，紫金仍崔巍
驚喜滿園的青翠，月季盛開
風(fēng)送清馨如遠(yuǎn)播的美名
浪子老了，母親卻更加年輕
江水不回頭，而大江長在
百年的鐘聲說，回來吧
我所有的孩子，都回來
回家來聚首共溫慈愛
不論你頭黑，頭斑，或頭白
看來，無論是他把美國視為棄婦，還是他的舊詩新詩，這種鄉(xiāng)愁情結(jié)是一以貫之的。
□孔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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