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文壇現場上笑容漸漸減肥而怒罵愈加增生。
如果你是個文壇斗士，你的事業便使你不能接受任何善意還是惡意的玩笑，你就一味制造戰機和接受挑戰，于是只要緊張嚴肅不要活潑寬容。在這種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猛將眼里，如果你注重了很多業內外的雅趣，你就有危險被指斥為故作閑適躲避崇高。于是現在流行這樣一種狀況，很多人在文字里儼然救世主，一副永遠地對他人哀其不幸哀其不爭心腸，痛苦和崇高不光要體現在言詞里，還要涂抹在臉上。但是，戰士的架勢和模樣端起來了，文學的藝術能力卻落下去了。
對文學抱有一種鐘愛、莊重、虔誠的類似于宗教感的態度，這一大家所共有的認識前提無疑沒什么錯，但它是一種常識，沒有這樣的認識態度，也不可能寫出什么像樣的佳作，本不必爬上高臺振臂疾呼，更不必告訴大家你曾徹夜難眠淚如雨下。可是，斗士的寫作永遠是不甘寂靜的，常識再無新意，也要做成激情澎湃的宣言；常理再無獨特，也要賦予神性君臨的光圈。那些號稱思想型作家的骨干人士給讀者的信息總是姿態大于思想——他們的所謂思想，不過就是一些常識常理常情的更花哨的說法并伴有痛心疾首的表情。
只有把自己打扮得更加孤高和更富憐憫情懷，才能保持斗志。結果就產生了“自圣”立場的寫作。“自圣”立場寫作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隨筆式的，作者群以年輕“思想家”為主，以古今孤獨受難的名人自況，因為沒有多少自身的經歷作為資源，這樣寫來寫去就成了引述為主發揮為輔的炒冷飯，甚至就是哪一類國外作家的傳記和語錄資料的不斷剪裁重組；另一類主要是小說式的，作者以善于寫創作談的準大師為主，把故事和人物使用為傳導“苦難”、“崇高”、“抵抗”、“承擔”、“最”、“絕不”、“獻給”諸如此類的帶有統領者降福者意味的真理持有者的道具。權威感和高大身份，足使“自圣”者不茍言笑眉頭緊蹙了。至于這種姿態所獲取的商業利潤給他們帶來的竊喜，還有他們所獲得的在職位上的滿足，那可是偉大的報償和絕對的私秘——如果暫時滿足得不夠，那么便等于增加了再接再厲進行戰斗的理由。
如此，公眾便很難從那里見到通風良好的文字。
但是，姿態各異表情豐富的寫作總是令人無盡緬懷。世界文學史的創新時段總是打著復古的旗號的，“五四”前后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在口號和姿態上是與傳統決裂的，但大多數文學家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在傳統文人的情趣向往中。他們有分工不甚精細的讀書背景，他們的學識和寫作也就自然不拘一格。他們展現作為一個作家的表情的時候，也就并非僅僅沉思默想緘口皺眉。在書刊雜志上，我翻看過許多現代作家的照片，也見到過不少當代作家的留影，我發現無論他們的表情還是文字，當代作家總是不如現代作家來得天真鮮活溫文爾雅。除掉特殊時期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這里肯定還有更內在的原因。也許首當其沖的便是文人的多趣心態和多趣表達的喪失。
□施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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