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準是一九五一年還是一九五二年了，我那時在上小學。放麥假的前一天上午，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在班上宣布：明天放麥假了。全校除了三年級以下的同學，包括我們班在內的其他所有同學，都仍要按時到校，由老師帶領給附近村的戶家拔麥子。掙了錢后，到省城買腰鼓和軍樂。我們學校就建立腰鼓隊和軍樂隊。大家回家告訴各人的家長，沒有特殊情況，一律踴躍參加。
回家我把老師講的跟父母一說，父母竟然說道：“跟你老師說吧，咱家情況特殊。”
我問：“什么情況特殊？”
“咱的麥子熟了。”
我覺得好笑。正要爭辯，父母好像有什么急事，前腳后腳地出去了。
下午放學之前，班主任老師向同學們發問：“明天來拔麥子，有沒有情況特殊不能來的？”
鴉雀無聲。老師笑了。但我舉起手來，又一個同學也舉起手來。
老師收了笑容，問我：“你有什么特殊情況？”
我囁嚅：“俺大人說，俺家的麥子，熟了……”
老師一臉的嚴肅，說：“這不算情況特殊。”
我不由得將頭低下。老師又問另一個舉手的同學。我因只顧害窘，沒聽清他對老師說了些什么，但是知道結局跟我的一樣。
第二天，我按時到校。此前，我把老師的話告訴父母，父母竟沒再說啥。
據我后來聽說，我們給戶家拔麥子，拔一畝掙一元錢。那天，我們學校共掙了一百元錢。到麥假后開學的時候，腰鼓和軍樂都買回來了。老師說，凡愿意參加腰鼓隊或軍樂隊的，趕快報名。我報了腰鼓隊，結果沒能入圍。直到現在我也不能斷定，我的沒有入圍，是否也是一種“落后就要挨打”：我有落后的表現，所以受到打擊。
每到課外活動的時候，腰鼓隊的同學們就集合起來，一個個挎著或紅或綠的腰鼓，手拿飾有紅綢子或綠綢子的鼓槌，打打敲敲，手舞足蹈，“咚叭——咚叭”的鼓點兒，敲得讓人迷醉。再加上洋鼓洋號的鳴奏，整個學校的活躍氣氛大非昔日可比。雖然附近村里的鄉親們有著褒貶參半的評價：活像“蛤蟆吵灣”，全校同學則毫無例外都興奮異常。教的人是一個女同學，她是從省城轉來的學生。她和腰鼓隊的同學們，全都穿上白襯衣，藍褲子，戴著紅領巾，一會兒這么個隊形，一會兒那么個花樣，看得人眼花繚亂。我真是太羨慕了，羨慕得直想掉淚。
一天下午，快到放學的時候了，負責腰鼓排練的老師把我和另一個同學叫到了辦公室。老師說：腰鼓隊里還缺著一個人，從我們兩個當中選一個。老師讓我們挎上腰鼓，教我們做了做簡單的動作，打了打基本的點兒。我的競爭對手跟我是一個班，歲數比我大，個子與我齊。我對我的動作，有著一定的自信，至少不比我的競爭對手差——他的動作有點兒笨。
出乎意料，我又落選了。
又是一個打擊！比上一回的打擊更加沉重。惟一的原因是自己笨，比我認為笨的同學還要笨！
我知道了自己挺笨（不光是形體動作方面）——也是種自知之明，對不？——不能過高估計自己，這對我以后走人生之路，不是件不重要的事情，即使知與行不一定都能統一，也仍是如此。
□于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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