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林泉（山東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齊）：首先祝賀您獲首屆“２１世紀鼎鈞雙年文學獎”。這個獎項好多人還不太了解。可以先談談這個獎項嗎？莫言（以下簡稱莫）：這是由民間人士出資贊助、由從事文學工作的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委會按照嚴格、規范的程序操作的獎項。詳細的情況我還不太清楚，但我感受到了這個獎的嚴肅和專業性。出資設立該獎基金的人并沒有張揚，甚至拒絕向媒體透露自己的身份。這樣就與借設獎以揚名做廣告的諸多獎項有了區別。得獎當然是好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值得張揚的事情。那種因為一個短篇得了獎就成了“著名作家”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在這１１名評委里邊，不喜歡《檀香刑》的也有，而且不止一個，這也恰好說明了這個獎的可愛之處。
齊：您認為文學獎項對文學的繁榮起多大作用呢？
莫：任何獎都有自己的標準。文學獎跟文學的繁榮，我認為基本上沒有關系。唐朝的時候沒有文學獎，但文學不是很繁榮嗎？
齊：我想一個作家的心態肯定會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覺地展露出來。都知道浮躁是一種很有害的心態，但它仍很普遍地存在。
莫：浮躁心態的產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太把文學當成了偉大的事業，或者是太把文學當成了升官晉爵的敲門磚，哪里能體會到老百姓的心情？我回老家，經常聽說村子里出現了仙姑看病，許多老百姓都去看。你可以批評老百姓迷信，但到了那樣的環境里，你無法不迷信。你知道一個百姓去醫院看病的艱難嗎？你知道一個老百姓辛苦勞作一年，能收入多少錢嗎？為了活下去，他們發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樂。而苦難到了極端后，老百姓就要不向命運低頭的抗爭。我們那里，有一個窮人，過年時家家都接財神，他卻到大街上去喊叫：窮神啊窮神，到我家來吧，我們一起過大年！好玩的是，這個窮人的日子從此竟發達起來。這故事中包含著很多意思。我的小說里也有這種東西。
齊：您在《檀香刑》后記中提到，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是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讓人感覺到您在逆潮而上，尋找失落的民族文化，并以充沛的現代內涵孕育催發它，以便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恢復和保持我們民族的一份自信，并為人類的多方面健康發展探尋一種可能性而進行不懈努力。不知道我理解的對不對？
莫：你可以這樣說，但我寫作時并沒有考慮這么多。其實，古代也未必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美好，那時候的人，跟現在也差不多。你看看《儒林外史》，看看《金瓶梅》，就明白那時候的小人，一點也不比現在少。作家大都是不滿時代的，為了表現自己的理想，只好將古代理想化。至于我在《檀香刑》后記中所謂的“大踏步撤退”，也只是一種感覺而已，是我對那些假先鋒的反感，假民間的反感。我一向反感大詞，什么“民族文化”、“民族自信心”，一個寫小說的，如果陷落在這些大詞的泥坑里，那就毀了。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福克納說過的，一個作家如果在作品中說過一次假話，那他就永遠也不會說真話了。而且，他還會把假話當成了真話。我看過那些高舉著“偉大”、“神圣”等等大旗寫作的作家的作品，發現他們關心的問題與老百姓關心的問題相去甚遠。他們自我標榜的許多東西更是不可相信。
齊：談到《檀香刑》，不得不談到死的問題。您認為有什么東西可以超越死亡嗎？您怎樣認識它？
莫：其實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超越死亡。文人們總是認為自己的作品可以流傳千古，超越了死亡，這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高級阿Ｑ。其實，從肉體的意思上，你還是死亡了。后代人們心中的你，與真實存在過的你早就不是一回事了。我們心中的李白、杜甫，與真正的李白、杜甫有什么關系？我覺得，只有繁衍后代，才勉強可以算作超越了死亡。當然，克隆小孩子，造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就更加超越了。這是違背現實的道德但終究攔擋不住的事情。
齊：評委們認為您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比以往任何“民間性小說實踐”都走得更遠，也更內在化。小說中有民間戲劇、說唱、民歌、民間風情，地域特點浸淫于字里行間，被移植到小說中的語言風格里，形成妙不可言的回聲，對本土敘事資源和語言資源實現了回歸，專家對您的評價和您的寫作態度，很容易讓人想到老一輩作家趙樹理。
莫：我跟趙樹理肯定不一樣。首先趙樹理就不會同意自己是“作為老百姓寫作”的。相同之處，是我們對農村生活都很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作家，是很無奈的。我看過丁玲１９３１年在光華大學的一次演講，說她再也不想去寫戀愛的小說了，也不會去寫工農的小說，她的理由是自己不是工農，她說要寫一部有關她的家庭的小說。她說她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各個枝系加起來有三千多口人，祖父當過高官，她的父親，把家產全部揮霍光了。她說她們家養著一個手藝高強的繡工，專門繡馬鞍子上的墊子，但他的父親是一個不會騎馬的人，他備好馬，讓長工騎著在前面奔跑，他跟在后邊追著看。她說她一個叔叔當了土匪，家中幾乎沒有一人是讀書的，全在酒色中完了。家中藏著許多桿槍，白天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來。我想，丁玲如果能用她寫《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筆，用一個大家族破落戶飄零子弟的眼光，而且是女子的獨特眼光，寫出這部家族小說，將是一部什么樣子的書啊？那時候，拉丁美洲的馬爾克斯還沒有出生吧？但丁玲沒有寫出這部書，實在是可惜啊。丁玲的才華，不在張愛玲之下，她原本是可以完成這部偉大作品的，一切都是現成的，但是她沒有寫。我想，趙樹理也有類似的遺憾吧，更大的遺憾也許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遺憾。
齊：相比丁玲、趙樹理一代而言，就創作環境來說，曹雪芹、蒲松齡他們應該是幸運的，那種自覺創作、心無旁騖的自由輕松，造就了他們小說的經典性。
莫：曹雪芹和蒲松齡也是有所顧忌的，否則蒲松齡就沒有必要去寫鬼怪，曹雪芹也就沒有必要在書中布下那么多迷魂陣。但他們的寫作沒有那么多功利心倒是真的。去年９月，我們陪法國翻譯家杜特萊夫婦去過蒲松齡故居，看到了他的聊齋，但我想現在的聊齋，肯定不是當年的聊齋，蒲家不會有那么漂亮的花園。我覺得只有那鋪小土炕是真的。蒲松齡坐在大樹下擺著煙茶請人講故事，也多半是后人的演義。前幾天我回高密，看到了一個高密的朋友寫了一篇關于我的文章，說我父親逼著我背書，而且是讓我倒背，還說我過目不忘，無論什么書看一遍就可以倒背如流。這不是在編造神話嗎？倒背文章，多么艱難，你背一篇試試看。如果我有那么好的記憶力，何必寫小說？當年我小學輟學，我父親讓我跟大爺爺學習中醫，一篇藥性賦，不過萬把字，我背了一個月，才磕磕絆絆地勉強背過。但我那位朋友的文章，白紙黑字地擺在那里，再過去幾十年，難免不被人誤以為真。我覺得，神鬼魔幻的故事，是跟封閉和落后的環境緊密相連的。我甚至覺得，自從有了電，有了電燈，人們的想像力就急劇地衰退了。我之所以有點談狐講鬼的“才能”，是跟我們村子直到１９８２年才通了電有關系，如果我出生在一個燈火通明的地方，連街道和廁所都被電燈照亮，我就不會講這類故事了。蒲松齡先生的時代自然也沒有電。讀古典小說和古典詩歌，經常可以讀到關于月光的描寫，非常優美，原因就是那時沒有電。有了電，就沒有了月亮。我們不能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但我們可以說過去的月亮比現在圓。我爺爺生前曾經多次對我說，１９４７年中秋節的月亮，明亮的異乎尋常，說那晚上，男人可以在月光下讀書，女人可以在月光下做針線。抬手可以看清掌紋。爺爺的說法，我也不是完全相信，因為很可能那時候的人眼神特別好。
齊：前年過年是您跟大江健三郎先生一塊在高密老家過的，去年怎么過的？
莫：其實所有的節日都是為小孩子準備的，對于成年人來說，什么年不年的。對于一個寫小說的人，寫小說就是過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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