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１９８２年從貴州大學中文系畢業，來到濟南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師從田仲濟先生攻讀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早在本科階段，田先生那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我們當時僅有的幾本現代文學史參考書之一，因此，他的名字對于我及我的許多大學同學來說，早就已經如雷貫耳。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和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田先生在我的心中，充滿了某種神秘感，就像子貢所描述的孔子一樣，是一個數仞的高墻，“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讓人心生仰慕。
我們入學時，先生已到了七十多歲的高齡。當時我們就知道，一些像他這樣有很高學術聲望的老先生，已經很少過問自己研究生的日常學習。在有的學校，研究生甚至一年見不到幾次自己的導師；而今，我也知道，大學校長的高位，對于某些官癮十足的人，是一種可以“擺譜”的身份，離開了這一位置，他們就很難用平和的心態重操教學工作的舊業。但是，田先生卻完全不同。對于他來說，教師才是他的真正職業，傳道授業解惑才是他的真正職分。盡管年事已高，但田先生當時每周都要親自來到教室，按時為我們講授文學史課程，從未因故間斷過。他上課的形式是比較自由的，不用什么講稿，也很少做出訓誡人的姿態，就坐在那里，用一種自然平靜的語言，娓娓道來，仿佛閑暇時的聊天，顯得平易而舒緩，但在他以明晰的思路來穿插起各種史實和掌故，卻又總是把我們帶入到需要研究的問題上，啟發人去思考，這種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講課方式，充滿了一種讓人入迷的磁力。
當時，研究生中經常流傳著某某人因學業問題被先生“訓”了一頓、某某人的論文被他“否了”之類的故事，這讓一些同學甚至有些怕他。也許是因為先生在學問上的嚴師形象，我們在他的面前都不免有幾分拘謹，但是，先生對于我們，其實總是“嚴”而不“厲”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即使批評人的時候，語氣也總是平緩的，從不聲色俱厲。同他接觸得多了，你會發現他是那樣親切平易的一位老人。
有一年，我帶著全家在濟南過春節，這期間，我們一家人去看望田先生，當時先生精神矍鑠，談興很高，他向我詢問煙臺的情況，并談到了許多他對于煙臺的看法。因為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過多打攪，坐了一段時間，就向他告別。但當先生把我們送出他的客廳，又突然讓我們等一下，還沒有等我反應過來，先生已經轉身上樓，一會兒，他從樓上下來，手里拿了一包大白兔奶糖遞給我，執意要我拿去給孩子吃。先生的這種舉動，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位老人的慈祥。
還有一次，先生到煙臺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時我恰好帶著學生去鄉下實習去了，知道消息之后，我匆匆從一個縣里的實習點趕回煙臺，在會議舉行的某賓館的會場上見到了先生。會間休息的時候，先生起身，叫我和李掖平一起跟他走，來到他住的房間后，他輕輕關上門，然后從床頭柜抽屜里拿出幾個香蕉，一臉神秘地說：“你們吃吧，這是別人送我的。”這讓我們特別開心，也讓我們看到先生身上的那種童心。在我的書架上，擺放著幾本書。一本是由田先生親筆題贈的《抗戰文藝史》，還有三本外國小說《秘密的婚姻》《同情的罪》和《青春夢》，這幾本書都是我畢業離校前田先生讓洪承兄送給我的。《抗戰文藝史》是先生寫于上世紀４０年代的早期代表作的修訂本，也是研究抗戰文藝的第一本專著，許多新文學史著作都把它作為研究抗戰文學的重要參考。而另外三本書，是由著名女作家沉櫻翻譯的，前一本是國外短篇小說的合集，后兩本都是茨威格的作品。洪承兄告訴我，田先生看到我喜歡外國文學，送給我做紀念。這讓我感到莫名的感動和驚訝。當時我的確喜歡讀外國文學作品，而且尤其喜歡茨威格的小說，但我從來沒有在先生面前表現出這種興趣，先生竟然這心，真讓我沒有想到。
先生走了，然而他留下的那種對學問的認真態度和真摯的為人風范，卻一直在我的心中留存。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張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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