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的我喜歡扛著一柄小鋤四處奔波，挖回一些樹苗在房前屋后栽植，同時也喜歡種植牽藤類植物，比如葫蘆、南瓜、冬瓜、絲瓜、扁豆、牽牛花等，從理論上判析，栽樹是一種比較長遠的理想，因為樹是不可以當年長大和結果的，我栽樹的驅動力全部源于吃果子的想象，可惜真正種活了的樹不多，只有一棵枇杷樹，我小時候最喜歡吃枇杷了；一棵花椒樹，也是喜歡吃花椒油；再有一片篁竹林。牽藤類植物高高地攀援在支架上十分好看，長出的瓜巨碩而心中生成一種成就感。除了愛好種植，我還喜歡用彈弓向鳥類射擊，為此卻是挨過揍。
上述行為在美國著名演說家、卡內基教育基金會主席博耶博士的理論中，已經提升為“學習準備”，博耶博士有一些神奇的認識，他認為人在胎兒時代已經開始學習，在博耶博士的眼中，“教師是一種對年輕一代具有最深遠影響的專業人員，是一種比任何其他職業都神圣的職業。”
博耶博士將一個人的童年時代生態上升到人生的重大影響，我以為是恰當的，并因此一下子喜歡上了他。博耶博士認為，在今日美國，他們創立了一種“水平文化”，在這種文化里，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是孤立的、隔離的。博耶博士這個判斷與中國今日的情景又多么相似！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瑪特麗特·米德認為：任何文化的健康發展都至少需要相互作用的三代人支撐。博耶博士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導師是爺爺，爺爺活了１００歲，９６歲時爺爺告訴博耶博士：我上了６年學，但我只是在冬天家里沒有農活可做的時候才去學校。博耶博士的爺爺４０歲時舉家遷到俄亥俄州代頓市的貧民區，在一個濟貧會里為窮人工作了４０年，他盡力幫助那些可憐的窮人，給他們以教育。他教育博耶博士要像他那樣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為他人和社會服務。是的，可以想象到博耶博士的爺爺開朗，大方，幫助窮人，所以活到１００歲。
博耶博士還憶起他跟奶奶在一起的情景。他說，我還清楚地記得奶奶的一個畫面，她大約４英尺８英寸的個頭，手拿一袋袋午餐食品，站在濟貧會的門口，四五個高大的男子漢從鐵軌那邊走過來了，我們通稱他們為流浪漢，他們摘下帽子低著頭，站在我奶奶面前。在分發食品之前，我奶奶代表他們做了一個祈禱。這事對我記憶猶新，終生不忘。但是對今天的兒童來說，這種代際影響已經悲劇性地消失了。
老年人也許和兒童是天然的伙伴，我想我的種植愛好便是跟著我奶奶學的，我總是跟她到菜園里挖地，每種一樣植物，我就要劃出約半平方米地塊出來，并宣布這小塊的地里種植的植物是我的，然后是努力地澆水，施草木灰，因此弄得蓬頭垢面。有一年我種了一只連村人都稱奇的超大葫蘆，那種驕傲與榮光令我至今不忘。我奶奶就夸獎我，并不放過向路人展示的機會，這使我獲得一種勞動的自豪。
□古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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