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條命是兩次從病魔手中奪回來的。
第一次是兩三歲時，全家害傷寒。傷寒那時屬于很厲害的瘟疫，患者大半要闖闖鬼門關。我已經被扔到屋外的谷秸上，只等叫人卷起來往荒外送。碰巧有一鄰家的婦女到我家，發現我還有一絲氣息，就把我抱走了。靠了她的照料喂養，我居然奇跡般地活了過來！第二次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五六歲的時候，長黑熱病。黑熱病是一種病期相對較長的頑癥，患者越來越瘦，肚子越來越大，高燒不退，數月后死亡。我們村已經死掉好幾個了。有一回我燒得渾身起“火”，恍惚中坐在一個懸崖上面，懸崖深不見底，有一個看不清模樣的黑大漢硬把我往崖下推。我死命抓著地大聲喊叫，如是多次，突然嗷的一聲醒了過來，卻躺在母親懷里。母親滿臉淚水，抽泣著喃喃：“好了，又好了，好孩子……”以后我常常想，那黑大漢大概就是魔鬼吧？當時我要是松開手下去是不是就永遠“回”不來了？
這時收到了在縣城工作的父親的一封信。信上說治黑熱病有了特效藥，在離我們村十幾里遠的某村中專門設了一個治療點，讓趕快去治；信上還特別叮囑一定約上西鄰的那位青年患者。兩個月下來，終于痊愈。
有了這兩次死里逃生，對人間關愛，對團結互助，我有了一種切身的體驗。誰知到了“文革”，我因為教師，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類，加上父親“右派”的因素，被揪回村里批斗。那位已成國家干部的病友，連父親同他曾經說的一句無聊閑話都掀出來作為炮彈；而曾經救我一命的婦女的后人，竟然說出了“當年就不該救活你”的話。直到動亂結束，我同鄉親的關系很快修復如前，同前面所說的兩家的人更加親熱，方悟出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環境把人的靈魂給扭曲了！
回想這些往事，是由于這次防治非典的引發。如此兇狂的傳染病，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得到如此卓有成效的控制，充分體現出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的崇高精神，實為難能可貴。
□王良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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