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孫志剛事件剛畫上句號，人們為收容遣送制度廢止而略感欣慰之際，深圳又傳出一起因輕微交通糾紛，１４名治安員將沈國洪亂棍打死的慘劇。聽到這一消息，真讓人悲憤不已、欲訴無語！
在孫志剛事件中，公眾抨擊的重點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制度性因素。現在，舊的制度剛剛廢止，性質一樣的慘劇又發生了。強化執法約束是重要方面，但僅靠制度是不夠的。
分析一下，在孫、沈事件中有四個共同點：其一，事件中的兇手，應該說都屬弱勢階層。孫案中被判死刑的喬燕琴，是個才２１歲的護工。因此，這確是“弱勢群體打死了弱勢個體”。其二，事件起因都小得不能再小，孫志剛是因喬燕琴看著不順眼，要教訓一下，被打死的；沈國洪是因交通事故受傷，要求賠償觸怒對方，被打死的。其三，事件中打人方，都有小權在握：喬燕琴是護工，對孫志剛有管轄權；治安員算半個警察，有治安管理權。其四，事件的當事人，事前皆無怨無仇，事中被打者或同伴皆苦苦哀求，打手們皆冷酷無情，事后打手都有阻止救治的情節。這些共同點串聯起來，讓人心寒膽顫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些小人物，為了一點小事，倚仗一點小權勢，便能對陌生人下如此毒手！聯想到前不久湖南某市，圍觀者鼓勵別人自殺事件——那同樣帶有屬弱勢群體共謀殺人性質，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惡性事件之釀成皆與咱國人道德根性相關！
其實，作為文革過來人，對于咱同胞之冷酷變臉和嗜暴傾向早就領教過了。也就短短幾天間，昔日學生就能舉起皮帶抽向自己的老師，那情景至今想來仍令人毛骨悚然。為什么號稱禮儀之邦的中國人，能突然間變得殘忍冷酷，仇仇相見呢？曾有人將之歸咎于極左思潮的影響；也有人歸咎于傳統美德中斷。我的研究卻是，它就在國人劣根性里。一些人一旦離開原有情緣倫理規范約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轉化，幾乎是毫無障礙的！像這兩起事件中的兇手，他們回到家里、村里，回到各種情緣角色中，絕不會都是惡人！盡管當代學者已習慣于將仁愛解釋為博愛，但仁愛乃親親之愛，差等之愛，卻是不爭的事實。《禮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對這“五服”、“六親”之外的陌生人，則理所當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類，必有異心，豈能施以仁愛！對上低眉忠順者，難免對下逞威霸道，因此，小人弄權，往往愈加刻毒。如果孫志剛、沈國洪與打手中任一人能扯上情緣關系，再如果他們一開始就百依百順，給足對方面子，這兩起慘劇大半都不會發生。
因此，盡管我們已進入２１世紀，但承接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繼續肅清封建道德遺毒，在全民中倡導培育平等博愛精神，仍是中國文明建設、學校教育、輿論傳播之重大主題。
□楊曾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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