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到美麗山水邊緣的一所鄉鎮中學任教。
首次手執象征師道尊嚴的三尺教鞭，我的心緒并不如山水美麗，亦非不喜歡這一行當，而是性格內向的我不知如何有條不紊處理４５分鐘一堂課。記得那天是講授魯迅作品《一件小事》，面對清純的鄉村孩子的視線，講解“我”為何許多國家大事都不記得了，“獨有一件小事”記憶猶深，并在課文結尾發出“教我慚愧，催我自新”的感慨，講解知識分子的“我”又是如何被車夫的高大形象“榨出藏在皮袍下面的‘小’來”，等等。說實在，憑我的學識不難對付這些問題，可我卻講解得磕磕絆絆，仿佛魯迅預先在文中埋下許多障礙物，黑板上除了課文標題，全是我為平靜慌亂心緒用白粉筆畫下的一道道波浪線。這時講臺下的學生似乎看出破綻，開始蠢動起來，聲音由最初的細若蚊鳴，到嚶嚶嗡嗡如蜂鳴，終至洶涌澎湃如潮聲。我的平和個性再也撐持不下去，斷喝一聲“請安靜”之后，開始提問學生，用手指定某一位學生站起來回答。幾個問題解決下來，發現后排一位瘦高個學生仍在堅持跟同桌講話，就叫起他回答何是“藏在皮袍下面的‘小’”。我斷定像他這樣的搗蛋鬼對“小”不甚了了，果然，他站起來，用輕巧又略帶挑釁的口吻說出“不知道”后又迅速坐下。這下我被激怒了，勒令他站到黑板前來，可他若無其事走上來，徑直走出前門，又從后門繞回自己的位子上。我本欲動手拉他，冷靜一想，如果他不從或拉扯起來，更是尷尬下不了臺。
一周過后，這種混亂的課堂場面我仍然不知如何收拾，去向教導主任訴苦兼討教。教導主任姓邱，有二十多年的教齡經驗，聽我倒完苦水，他問我：“班上有多少學生？”
我說：“五十三人。”
他又問：“你記得多少學生的名字？”
我如實回答：“七八個吧。”我不明白他悶胡蘆里賣什么藥。
他搖了搖頭，誠懇地說：“太少了。農村學生野，但都很誠，你要在乎他們，就得做到隨時隨地叫出班上每一個學生的名字，讓他們知道你心中有他們，自然就尊重你。”
走出教導處，我拿來學生花名冊像當年背《滕王閣序》那樣惡補一宿默記學生姓名，“王挺軍、周文顧……”，似乎都挺陌生、拗口，可到了第二天在課堂上提問，我不用花名冊有意隨口多叫出幾個名字，讓名字的主人回答同一個問題，他們就有了感覺。經過接連幾節課的磨合，我的心緒平靜下來，學生很是配合，講解也有了聲色，。
漸漸地，我從教書生手鍛煉成熟手，幾年后成了人人尊敬的學校語文科骨干教師。后來，工作調動使我離開了教育崗位。其間十年的教師生涯，教過近千名學生，當年我個個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上學期開學初我帶念小學三年級的侄兒去向他班主任注冊報名，交錢時那位班主任竟問侄兒叫什么名字，我心突地冷了半邊。侄兒在班上表現雖不顯山露水，但也不至于教了一個學期還不知侄兒姓甚名誰。我真想將當年邱教導主任教誨我要隨時隨地叫出班上每一個學生名字的那一番話轉述給她聽，可轉念一想要是她誤解我的用意，豈不害苦侄兒？
但無論怎么說，記不住自己班上學生的名字，是為人師的一大失職。
□胡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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