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有俗話說：“有小叔、小老爺，沒有小大爺。”大爺即伯伯。我的“大爺”少，“小叔”、“小老爺”便多。以至在我離開故鄉時，他們還在繼續出生。１９４３年我１１歲時，秋天上抗日小學。在我所在的甲班，有個小叔，和我同歲，生日比我小，個頭比我矮好多，叔侄倆有點像哥兒倆，我大他小。那時，我們也沒有輩分觀念，互相直呼其名，而且舌尖音很重，他的“師彬”是“師彬兒”，我的“雨”是“雨兒”。我和師彬小叔關系尤好，他常跟在我身旁，長輩不以長輩自居，倒真覺得是個小弟弟似的。學校派人去外村取新課本，我倆搿伴，一條扁擔，各抬一端；兒童團開荒，開完一片，用犁“統一”時，常我扶犁，他牛。參加村里一些文化活動時，我倆更形影不離。
抗戰勝利后，一些群眾團體有了變化。我們縣是和莒南縣一起的建團試點縣，我到區里參加集訓，回村建團。那時，凡有了青年團組織的地方，男女青年與少年兒童這一部分，都歸團組織照應。我們叫“照應”，不敢叫“領導”，雖然團章上規定的是青年團是青少年的核心，還是黨的助手呢！我這位小叔，被第一批發展為團員。不久，建立團支部，我任支書，另一個與我同歲的女伴為副支書，兩個稍大些的小叔為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還有一女青年為婦女委員。我想，小叔師彬參加活動向來積極，也該封個委員吧？想了想，他好像是我們這一伙最年小的，我就建議說：“當個兒童委員吧！”大家說：“好！”就這樣，小叔沾了人小馬不大的光，當了兒童委員，此后凡與兒童有關的事，都由他拿主意了。國民黨重點進攻被粉碎轉入點線占領，我們村離敵人據點只一河之隔，民兵守河防，遭過敵人一次偷襲，青少年一些活動只有暫時停止。一些在敵人眼中目標明顯的人，都轉移到了遠些的村莊。小叔因只是委員，那時團組織也像黨組織一樣保密，他目標不明顯，就仍在家。我怕他在家寂寞，便找了些雜志與讀物留給他看。只是我沒囑咐注意掩藏，我一直惦掛著。我在外村，隨時寫的稿還這里藏那里掖的。待敵人潰逃，家鄉平安了，有一次我在曾經當過一段學校的屋里玩，無意中在門框上發現我留給小叔的這份書刊。我慶幸地想：“小叔，智慧不小啊！”
以后我調往報社。小叔手巧，給我打了一副手套好冷時用。手套那時叫“手巴掌”，會打的不多，冬天戴它的也稀少，我戴了好些年。他也緊跟著出來當了教師。有一年我回家，恰逢他去鄉里集訓，我便跟去，在一個大通鋪上鉆一個被窩，敘了一夜。他過早地胡子拉碴，我不再直呼其名，而恭恭敬敬叫“大叔”了。前幾年回故鄉拍專題片，在鏡頭中背我當年一首詩的，是這位大叔。記者小趙女士訪問他：“老大爺，苗得雨當年的詩，你還背過吧？”“老大爺”說：“背過！”可念到“吃的糝子煎餅稀糊涂”時，忽然忘了詞，“吃……吃糠咽菜，喝……喝……喝糊涂”，終于“喝”出來。這也叫舞臺上的“救場”吧，意思還差不多。只是好些年，我總在想，怎么當年獨封這位大叔當“兒童委員”呢？
□苗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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