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快過年的時候，忽然想起張德玲來。
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年都是“三好學生”，但上五年級那年不是，那是因為張德玲的緣故。張德玲是我的同桌，女生，黃臉精瘦，扎著兩條又細又黃兔子尾巴樣的小辮子。
我清楚記得那是一個陽光很強的秋天，我穿著一件粗布短褂，手里提著一根紫穗槐條子，一路抽抽打打著快成熟的玉米、地瓜葉子到的學校。全班起立坐下，坐下的時候，張德玲悄悄移開了我的杌子，我沒有留意，尾骨正磕在杌子的尖楞上，又一下仰躺在地。全班哄堂大笑。我又疼，又羞，爬起來想也沒想，掄起拳頭就砸在張德玲的脊梁上。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勁，反正我的手腕有些發麻。張德玲“哇”的一聲就哭了，老師的教鞭平著在教桌上一拍，說，哭什么哭？我以為老師會讓我倆去曬“油油”，可是沒有，繼續上課，但我和張德玲眼里都有淚。
晚飯的時候，我心里打著小鼓，吃著母親做的雜面條。這時候張德玲的家長吵著來了，母親趕緊迎出去，讓座，倒水。張德玲的娘就說了我打她閨女的事，絮叨完，再要求對我嚴加管教，走了。母親并沒有打我，她從沒有打過我。只嘆了口氣說：
“你跟誰學的，學會打人了。”
晚上我沒有照常背唐詩，拉了片席子，躺在老榆樹下，揉摸著還在發疼的尾巴骨，數星星。鄉下的夜空很干凈，星星像銀釘，釘在天空。母親的話也像銀釘子，釘在十二歲少年清亮的大腦星空。現在想起來，這樣一句話，對我一直起著作用，以至于后來只要看到星星，就想起母親的嘆息，想起張德玲來。如果讓我吃了皮肉苦，反倒可能記不住了。
１９７９年，考學失敗，我不想再學，收完秋就上了水利工地。在寒冷的冬天，穿著短幫兒膠鞋，用布兜從河底往上翻河泥，晚上睡在麥草編成的地鋪上，很苦。陰歷小年，村支書帶了肉來慰問，晚飯便分了滿滿一大碗熱乎乎香噴噴的肉湯，湯面上耀眼地漂著三塊肥肉，碗底有一小塊姜。我慢慢把肉湯喝完，再細細回味。我有個本家哥哥也在工地上，他對我說：“你還是去上學吧，你不是出力的材料。”
我聽了他的話，年二十九回家過年，年初一便背了四十個煎餅，母親又給我裝了四個白饅頭，四個紅豆包，還有咸菜，到一所學校復習。早晨下著很大的雪，路上沒有一個人影，雪地上除了我的腳印，還有兩行兔子蹦的腳窩。那年的春節，我是和一個校工一起過的。我在他的炭爐上烤豆包，用他的開水泡煎餅。學校離村子很遠，孤零零的，但是能聽到熱鬧的鞭炮聲。到再考，我獲得了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被一所很好的學校錄取，專業也不錯，只是嚴重的胃潰瘍跟了我五年。
這個時候我又想起了張德玲。我打她的第二天，我們就說話了，是她先開的口，做作業她要用我的橡皮，不是借，是用，她家很窮，從來就沒有給她買過橡皮。后來她便輟學，六年后嫁到二十里外的另一個村子，有了兩個孩子。現在，我不知道張德玲還好嗎，如果一切正常，她的大孩子也該高中畢業，或者已經在大學里了。
□草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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