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著 《上海文學》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這是一個看似非常生活化的故事，但是在那種寫實性極強的敘事話語中，卻又不斷地躍動著很多來自生命內部的、甚至無法言說的痛楚。這種痛楚在表面上體現為一種生存的艱辛和尷尬，而在人物的心里卻構成了某種致命的危機。作為普通工人的江新梅和丈夫計忠，在離婚之后又遭遇雙雙下崗，同時還不得不供養女兒的生活和讀書。于是，江新梅開始了漫無目標的生活選擇，也開始了百般無奈的心靈掙扎。對于她來說，愛情、家庭、人生事業……所有這些早已被生活強制性地剔除得干干凈凈，只留下最為基本也是最為簡單的兩個字：活著。可是在這種競爭異常激烈的現實境域中，像她那樣一個沒有技術資本、沒有權力資本、也沒有年齡資本的女人，要想能體面地活著，同樣又是談何容易。
事實也正是如此。盡管江新梅不斷地對自己的倫理觀念進行調整，并試圖以此來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但結果卻每每遭遇失敗。她冒著人格尊嚴被摧毀的危險與胡偉東、何胖子以及房家祥進行交往，企圖為自己的生活闖出一條較為坦蕩的出路，哪怕是找到一點暫時的希望，可最后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奇恥大辱，尊嚴被一次次重挫，精神乃至信心也被一次次重創。作者巧就巧在，不是直接去敘述當下的下崗問題，而是以下崗作為切入點，展示出像江新梅這樣一類普通
平民的生存危機和內心迷惘。小說雖沒有對人物個性進行任何“深度化”的處理，卻在一些不經意的敘事話語中將人物的疼痛、憤怒和無奈表現得異常尖銳，飽含著作者濃烈的體恤之情。
（林宋瑜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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