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南方參加一個名為“跨世紀批評”的研討會，有人請客吃早茶，大家正欲狼吞虎咽之際，有主持人帶頭鼓掌。東道主態度和藹語重心長：各位都是批評家，批評家也是要歡迎的嘛，我們的建設事業不僅需要表揚，也同樣需要批評……我身邊的北大教授笑得抖了一手的皮蛋粥。
做文學批評而被誤解的遭遇總是難免的。像這種輕松開心的可愛時刻并不多。更多的情形是讓你哭笑不得。你不理會他理會，你不管他管，你不想糾纏他偏要糾纏———誰讓你批評而不表揚了。
１０年以前，文學批評的主流慣例基本上是作家作品的表揚信兼說明書————慈祥的老前輩常寫的是呵護獎狀，屢屢收獲感激和懷念；一部分成人批評家喜歡用文章交友結盟甚至言情示愛，成功率不高也不低；稍年輕的后生流行以仰視的目光試探的心理表達敬重和擁護，也未必能獲得著名作家的認同，說不定更讓人家瞧不起。批評家看作家的臉色行事，時間一長，慣性瘋長，作家是老虎，作品寫的越差勁，屁股越發摸不得。
遙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現一個著名的“陜軍東征”事件，它是這種作家和批評家慣性的主仆關系的極致展示，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分水嶺。所謂慣性的極致，是批評不僅要在本地表揚作品，還要拉起一干人馬浩浩蕩蕩開進北京與批評中央軍會師，于是各地爭相效尤，慣例在心態中不足以表露出耿耿拳拳，還要在行動上展現出轟轟隆隆。所謂分水嶺，是終于在過火的捧場表揚場面之下，出現了幾種異質性的反應：一是場外的批評開始激烈，對作品的關注不再僅僅是贊頌，更多的是質詢和批判，多年不見的爭鳴之聲借助人文精神討論的背景，產生了愈演愈烈的反彈；二是研討會的學術嚴肅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那種慣性關系理解中的批評的短小形象日益昭彰；三是商業性的批評友情出演，借助市場經濟規則的初步形成，從此成為文壇中人心知肚明的游戲行為，炒作漸成家常便飯。
最有意味的后果是，酷評開始風行，它變成了有意識有籌劃的行為，因為它具有雙贏效應，既可以贏得眼有敏銳筆有鋒芒和心有良知的美譽，又可給出版商和作者運作來經濟利益。新聞記者和作家批評家在看不見的手的牽引下共做媒體明星，其樂融融。書商與媒體又成為相當一部分作家批評家的新主，利潤分成，互相利用，各得其所。
沒什么可悲觀的，至少，批評不僅是表揚了。擺脫１０年以前的慣例進而找到批評的正當位置，一直是熱愛并從事文學批評的大多數人的追望，既不借義氣之名又不意氣用事的批評家在今天還是不罕見的。當年王彬彬對“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的批評，雖然惹出了不小的風波，但是沒有什么勢力會封住堅持個人學術觀點的批評家之口；洪治綱對“茅盾文學獎”及歷屆全國中篇小說評獎的系列批評和謝有順的《十部作品，五個問題》由于理據充分，不但沒有遭遇太大風險，反而得到了不少鼓勵。吳俊對王安憶的“瓶頸期”的分析，上海媒體的“文化新聞”雖然反應慎重，但是并沒有什么不可商量的反批評前來施壓；李建軍對“陜軍”的直率批評，可以作為一個樣例，陜西當地的輿論看作“博士直諫”，仿佛年輕的批評家天然就是父兄輩作家的臣民，但是他的談話和文章所引起的“陜西文學大地震”所震蕩的決不僅僅限于三秦之地，也許還有在作家與批評家之間關系認識上的“反封建”的意義。
該表揚的，批評家的表揚應該是辨析式的肯定，而不是表態式的抒情，上述青年批評家的這類文章是他們寫作中的多數。如果人們只注意了他們批評了誰誰，一種可能是人們覺得誰誰大概是老虎，一種可能就是人們仍然覺得批評家就該是伺候作家作品的———本來挺安定團結的，怎么偏偏有人搗亂呢？
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作家被批評意見錘煉得越來越有涵養了，這是應該表揚的———既是作家又經常做文學史家喜歡給別的作家在文學史上定個高位的權威人士除外。
那位東道主的話說的不錯：不僅需要表揚，也同樣需要批評。
□ 施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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