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關于我們這個時代以及其中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生存，曾經有過形形色色的報告。這些報告，已經讓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不堪承受，從而兔死狐悲、惺惺相惜。但是，仿佛是要考驗我們精神承受的根本極限，當下中國的文學領域還在陸續發出這樣的消息，烏耕的長篇小說《瘍》（江蘇文藝出版社）就是這樣的作品。
“瘍”是一種病，是一種潰爛，更是一種無休無止、頑劣難愈的精神折磨。而在小說中，它卻是一種具體的病———它是梅毒。而對其有幸領略的，便是秦福祿，這個像鄙人一樣執教于某一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專業的老師。一讀到烏耕的對于此一行當過猶不及的書寫，我的感覺就不光有親切，有援鏡自審的清醒，更是有了自我惡嘲的沖動與快意———哈哈，“當代文學副教授”，與“臟病”，與“梅毒”！不亦快哉，不亦快哉！在《瘍》中，病的意義卻是知識分子與時代精神發生潰爛的重要象征。
秦福祿來自鄉村，如同《桃李》中的邵景文一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位曾經的詩人。農家子弟的純樸與當年豪情萬丈的理想主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現實中節節敗退，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雖然他已沒有了當年的激情，但還未能做到麻木不仁地混跡現實甚而至于在俗世中游刃有余、或者是同流合污的地步，因此，他就有不服，有焦慮，也有痛苦。
秦福祿的精神痛苦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作品中自始至終地伴隨于他的性病，二是他和家庭與社會之間分別發生于精神心理和現實層面上的沖突，對于性病的極力治療和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節節敗退恰好呈現為兩種逆反的過程。就前者而言，一夜荒唐所莫名其妙感染上的梅毒使其淪陷于恐慌不安的心理危機之中，如果說，其對梅毒的治療還只是對“身體”潰爛的救治的話，那在后一方面，伴隨其“身體”救治的，卻是他的精神潰敗，以及他對時代精神之潰爛的見證和他在最后的無奈合謀。小說中的秦福祿所面對的，或者說包圍、逼迫與裹挾著他的社會力量，主要是其在商場中節節攀升、屢獲成功的妻子。曾被視為凈土的學院之中的權力與污濁，家庭內部血親兄弟間的勢利與不義，以及妻子的上司對于他的利用與羞辱，在這之外，當然還有他在發跡了的舊日同學面前所體驗到的自卑與不適，特別是其在一場藐視浪漫與純潔的師生戀中所遭到的失敗以及愛情理想的幻滅。如此種種，雖然不意，但卻戮力同心地使得秦福祿陷入重圍，脅迫著他、利誘著他，使其在回首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同時醒悟到目下的徹底失敗。
所以他以《三套車》的悲愴將自己唱成了“一只可憐的老狗”。這樣一只“老狗”，一個可憐的兒子、無能的丈夫、蒼白的父親，一個不合時宜的潰爛與失敗了的知識分子，當然知道自己何以會淪落至此，何以會在現實與生活的逼迫下如此無力、如此脆弱，這就是他在與生活的沖突之中猛然醒悟的“真理”：“你恪守著什么，什么就是你的軟肋”。
有恪守，便有軟肋，在生猛強大的現實邏輯面前便就有傻氣，有羞辱，當然，更有失敗。實際上，有所恪守，便就注定了你只能是一只狗，一尾蛆，一個什么都不是的東西。而與秦福祿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桑梓由于通觀達變，反能在社會中游刃有余，成了現今社會眾人歆羨的成功人士。這一形象，顯然是當前社會主流價值的充分體現，她與秦福祿的冷戰熱戰，從而也就成了兩種觀念、兩種哲學的嚴峻沖突。桑梓他們當然是也有原則、也有“恪守”————如果說作品所指出的“混日子”也是一種原則與“恪守”的話。實際上，他們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就是基于本能之上的弱肉強食與生存謀略。所以作品在最后，猛然揭示出桑梓也曾患過梅毒，并沒有使我過分地吃驚。先是有桑梓們的潰爛，而潰爛了的他們又是這樣的強大、生猛，處于強勢性的主流地位，自然才會有秦福祿們的潰爛，而父母們的潰爛，焉又會有孩子們的逃脫？所以作品在結尾，他們又很震驚地發現了自己才上小學的女兒也患有梅毒，雖然殘酷，但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我在小說的閱讀之中，本來就對他們的女兒充滿了憂慮。小說通過“梅毒”這一時代性的新潮疾病、這一內涵豐富的深刻隱喻，終于揭示出時代性的社會潰爛及其所導致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潰敗，以及它的令人憂慮的社會后果即對孩子們的必然侵染，在此意義上，這份關于潰爛的病理報告確實是令人震驚并發人深省的。
□何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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