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科學的歷史上，像楊振寧、李政道這樣成功的合作關系，是十分罕見的，幾乎可以說沒有另外一個相類似的例子。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密切美好而又相互競爭的科學合作，以及他們兩人親密的友誼，終究未能持久，以至于徹底決裂。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兩人的分手？由江才健撰寫的《楊振寧傳》（復旦大學出版社與清華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以翔實的材料對此問題作了探究和披露，本版特節選刊載，以饗讀者。
奧本海默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楊、李兩個人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之上
�。保梗担衬昵飾钫駥幱扇毡净貋恚讲剪斂撕Ｎ膰覍嶒炇彝Ａ粢荒�。因為正巧和密爾斯共享一間辦公室，后來才會和密爾斯合寫了那一篇奠定楊振寧一代物理學大師地位的論文。
�。保梗担茨曩M米去世了。芝加哥大學費米的位置空了出來，他們于是想再請楊振寧回去。那個時候楊振寧已經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正教授，楊振寧覺得如果去芝加哥的話，應該把李政道也拉去，于是他向芝加哥大學提議同時也聘請李政道，并且要他們給李政道正教授的位子。
結果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到芝加哥大學去。李政道認識到楊振寧１９５４年和密爾斯所發表那一篇論文的重要性，由于對那一方面的問題也有興趣，于是在１９５５年開始和楊振寧進行討論，并且再次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從１９５５年開始到１９６２年，楊振寧和李政道一共合寫了３２篇論文，顯現出他們兩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李政道曾經寫過，“楊振寧和我的合作，和當時物理的發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當時的精神。我們的合作緊密而且成果豐碩，是既競爭又和諧。我們共同的工作激發出我們最佳的能力。結果遠比我們各自分開來工作的總和要好得多�！�
楊振寧也曾經說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羨妒的。
１９５６年他們兩人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對于物理學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稱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質疑。這篇論文造成了科學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們成為頭兩個得到諾貝爾獎的華人。那一年楊振寧三十五歲，李政道三十一歲。
許多人喜歡提到的，是當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說的，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楊、李兩個人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之上。認識楊、李的很多物理學家也都推崇他們的合作關系，認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除了科學合作之外，楊、李兩家人也有密切的來往。他們在普林斯頓以及暑假在布魯克海文都曾經毗鄰而居，李政道后來有１９５２年出生的李中清和１９５６年出生的李中漢兩個兒子，兩家孩子也玩在一起，他們還有一張兩家大兒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
造成他們兩人關系正式破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許是美國《紐約客》雜志上的一篇文章
許多人都認為，而且他們兩人也并沒有否認的是，造成他們兩人關系正式破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許是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２日出現在美國《紐約客》雜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楊振寧和李政道都認識的一位物理學家，１９６１年暑假他在日內瓦歐洲粒子物理中心訪問，碰巧和李政道成為鄰居，伯恩斯坦因為打網球扭傷了腳踝，所以在搭李政道便車時和李政道熟識。那時候李政道已經和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伯恩斯坦在談話中了解到楊、李合作的許多事情，最后他鼓起勇氣向李政道提議，說他要寫一篇關于李和楊科學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
楊振寧說他當時就對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認識，而和李則是親密的朋友。他意識到李也許要藉伯恩斯坦的文章來歪曲他和李的關系與合作經過�？墒撬譄o法和李談此事。結果伯恩斯坦只訪問了他一兩次，而李則經常和伯恩斯坦接觸會談。
結果伯恩斯坦這一篇叫做“宇稱的問題”的文章，刊登在《紐約客》雜志的人物特寫欄目中，文章刊出以后，非常的成功。
這篇文章的題目“宇稱的問題”，英文的原文“Ａ�。瘢酰澹螅簦椋铮睢。铮妗。校幔颍椋簦笔怯须p關的意思�！埃穑幔颍椋簦奔仁俏锢韺W中的“宇稱”，又是日常語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來，這篇文章的題目變成“平等的問題”。楊振寧說，他不知道取這個雙關的題目是李的主意，還是伯恩斯坦的主意。
伯恩斯坦的這一篇文章相當的長，是一篇相當詳盡的討論兩個人關系的文章。伯恩斯坦寫完在《紐約客》刊登以前，曾經給楊、李一份校樣先看一看。
楊振寧說校樣的內容當下證實了他的疑心，就是李伙同他的朋友伯恩斯坦要藉此文章來歪曲歷史，不得已之下，他給普林斯頓的大家長奧本海默看此校樣。奧本海默于是出面說，楊、李的科學合作的內情，不必要公開發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發表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經領了《紐約客》雜志的稿費，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發表不可。
根據李政道在他《論文選集》里那一篇“破壞了的宇稱”文章中所寫的是，“在我們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楊振寧說‘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談一談。在文章中的幾個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１題目里，２諾貝爾獎宣布的時候以及３我們領獎的時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禮的名字也要在秦蕙 的前面，因為杜年長一歲�！�
“第二天他又來跟我說，文章中提到‘李和楊寫了……’的時候，必須說明這是根據字母先后順序的習慣。我告訴他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說，也許那個說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楊和李寫了……’。我無言以對�！�
這一次爭論以后，楊和李有一次長談。楊振寧是這樣寫著，“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８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辦公室有一次長談，我們回顧了自１９４６年以來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早期的關系，５０年代初期，１９５６年造就那一篇宇稱論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來的發展。我們發現除了少數幾點，對所有關鍵的事件都有著相同的記憶。正如同家庭中沖突的和解一樣，這是一個感情獲得宣泄的歷程，我們都感到一種解脫后的暢快。但是這個和解并沒有維持下來，幾個月以后，我們就永遠分手了�！�
楊振寧對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問題，并沒有否認。但是他說４月１８日兩人的見面長談，是一個感情非常激動的場面，楊振寧說不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這是他們友誼的真情流露。
楊振寧打電話給在費城的他們的老朋友凌寧，請凌寧來調解一下。凌寧說他到了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待了一兩天，但是李政道并不愿意談，凌寧說他只好無功而返
在４月１８日以后，兩人還是繼續往來，不過情況有一點緊張，兩人對彼此的關系非常敏感。６月里，楊、李兩人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訪問，共享一間辦公室。那個時候正好李政道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李德曼、史瓦茲和史坦伯格三人要發表一篇第二類中微子的實驗結果論文，這篇論文中間也提到李和楊的工作，于是李政道跑去和他們三人說，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楊”，必須要用“楊和李”。
楊振寧當時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們三人說的，可是他立刻聽到謠言紛紛，說李、楊的不和，是由于楊小氣，斤斤計較等等。他大怒之下給李政道寫了一封信。
在這一封開頭寫著“政道”兩個中國字的英文信中，楊振寧第一段就說他上星期五得知李政道在沒有知會他，也沒有和他商量的情況下，跑去找了史坦伯格，并且堅持要史坦伯格把他們論文中楊、李兩人名字的順序不依過去習慣轉變過來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慨。
楊振寧接著指責李政道的行為幼稚。然后他寫道，“在我們四月份的談話以后，對我來說自然是十分的痛苦，我們對于彼此和想法都更加的敏感。我曾經想如果那是有一點不自然和勉力而為的，但至少可以使我們更加的考慮到彼此。”
他寫道，“我同時也決定寫這封信來讓你知道，我永遠是直話直說的：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我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用陰謀的方式去傷害我的敵人，更不要說是我的朋友�！�
那個時候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布魯克海文共享一間辦公室，楊振寧說他是把這封寫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走出去了，當時李政道正好不在。后來楊振寧再走進來的時候，李政道拿著這封信過來問他，說上面的英文字“Ｐｅｒｆｉｄｉｏｕｓ”是什么意思？楊振寧還記得他和李政道講了其含義以后，回憶起早年他與李政道的關系，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這封信撕掉，丟到字紙簍里。后來李政道還是把這封信從字紙簍里拿出來，他看了以后顯然情緒受到很大的沖擊。第二天李政道的太太秦蕙 過來說，昨天李政道回家的時候神情異常，而且夜里睡得很不好，又有他剛來美國那種夜里睡夢中大叫的問題。
后來楊振寧打電話給在費城的他們的老朋友凌寧，請凌寧來調解一下。凌寧說他到了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待了一兩天，但是李政道并不愿意談，凌寧說他只好無功而返。
楊振寧和李政道決裂的消息傳開了以后，他們科學界的好友都甚為震驚。那個時候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奧本海默就對兩人的決裂不以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那種尖銳的說話語氣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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