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出版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開始，羅大佑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一個永遠無法釋懷的情結，深植于一代人心中。他的音樂，曾經(jīng)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我們帶來思索的力量和沸騰的感動。轉(zhuǎn)瞬20年過去了，當年抱著吉他唱羅大佑歌的輕狂少年已成家立業(yè)。但無論如何，總有那么一些人永遠不會放棄羅大佑，因為他的歌、他的孤獨、他蒼涼的嗓音，都是他們青春的一部分。
這個冬天，羅大佑帶來了他的新書《童年》（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這是一本關于羅大佑的珍貴的攝影圖集，收錄了200多幅黑白照片，記錄了羅大佑從5個月大到高中畢業(yè)以前的成長點滴。這些照片都是首次公開亮相，童年、少年時的大佑滑稽可愛，與今天的深沉中年男人形象大不相同。它們所展現(xiàn)的，已不只是羅大佑個人的成長歷程，而是所有曾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的共同回憶。本版內(nèi)容摘自該書。
１９７２年的大學聯(lián)考放榜，我考上了中國醫(yī)藥學院，雖然去報到了，但我決定休學一年，因為覺得自己可以考得更好，于是我一個人北上住在開封街，開始補習準備重考。
當時我等于是脫離了父母的管束，第一次在沒有壓迫的環(huán)境之下念書，雖然上補習班，偶爾也會逃課，我利用閑暇的時間，和幾個好朋友組成合唱團，甚至到美琪飯店去作唱片，這是對我展開音樂生涯最關鍵的一年。
我們合唱團的團名叫“洛克斯”——“Ｒｏｃｋｅｒｓ”，幾個成員還包括王正華、楊繼武、林文正和田立昌。王正華和楊繼武是劉文正的同學，他們在中學的時候一起組過一個團，叫作“正午”——“Ｎｏｏｎ”，后來劉文正當了歌星，在我休學的那一年，他已經(jīng)小有名氣了。王正華、楊繼武還有田立昌他們有志一同想再搞一個新的合唱團，當時我跟他們蠻熟的，經(jīng)常看他們表演，他們找我加入彈ｋｅｙｂｏａｒｄ，王正華打鼓，楊繼武彈貝斯，田立昌是吉他手，還加入了林文正，他是主唱。我們組成以后曾到美琪飯店去唱了兩個月，當時還弄了一套團服，兩個月從頭到尾就這么一套，那是模仿美國鄉(xiāng)村音樂最厲害的時候，我們唱得最多的是Ｓａｎｔａｎａ的歌。
我是為了重考才休學的，上補習班也是為了考得更好，因此按理說，應該每天埋首苦讀才對，依照當時刻板的標準，應該啃爛書才對；可是情況剛好相反，我意外地獲得美妙的自由，加上年輕人無可抑制的熱情，我在音樂里看到更多的自我。
不過說到要把音樂當成終身的選擇，我們沒有人敢這么想，這并不難理解，看看四周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就不會有這種念頭。當時玩音樂的跟江湖賣藝幾乎是同義詞，這些人并不壞，但在餐廳酒吧賣唱謀生的男女，多半是家貧失學或是不愛念書的逃家孩子，然后混入龍蛇混雜的江湖，哪會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在音樂上有前途的是那些家境良好、受到名師栽培的大孩子，在國外拿到鋼琴大賽或小提琴比賽大獎之類的，穿著燕尾服對著如雷的掌聲，禮貌地、深深地一鞠躬。
后來我才理解，酒吧和餐廳也可以產(chǎn)生很了不起的流行音樂藝人，但必須有相當?shù)慕?jīng)濟與社會條件，必須有成熟的文化產(chǎn)業(yè)體系，透過這個產(chǎn)業(yè)中幾種才能的組合與操作，使一個江湖藝人憑著原創(chuàng)的才華與直覺，以及在藝場中鍛煉出來的群眾性，在短時間內(nèi)出類拔萃，成為超級巨星。這個道理，我是以后才慢慢明白的，當時只是自自然然地釋放自己罷了。
我們這個團排練著表演歌曲，在昏暗的酒吧里面對嘈雜的客人，盡情地表現(xiàn)，努力抓住客人的注意力，讓他們不由自主地中斷跟朋友的喧鬧談話，側(cè)過面來看我們，最后當音樂結束的一剎那，他們?nèi)缤@醒過來，回以驚呼和口哨聲。不錯，１８歲的我在這一瞬間是快樂的，而且事后證明一生均是如此。
我們這個團是從１９７２年開始，一直到１９７３年我重考失敗為止。我重考之后還是考上中國醫(yī)藥學院，并沒有預期中的好，因為音樂始終把我從醫(yī)學拉開，后來又發(fā)生了幾次這樣的拉鋸戰(zhàn)，直到它永遠地占領我為止。
上大學之后，我花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聽音樂，我開始大量地買唱片，５年下來大概有１０００多張，寧可少吃一頓飯，也不能少買一張唱片。當時我最喜歡的歌手有Ｂｏｂ Ｄｙｌａｎ、Ｐａｕ１ Ｓｉｍｏｎ、Ｂｅａｔｌｅｓ，日本一個新民歌作詞家吉田拓郎是我很崇拜的，本土的姚敏、鄧雨賢對我的影響也很深。聽了這么多唱片，我開始對于原創(chuàng)性的音樂產(chǎn)生很大的興趣。有些音樂聽久了，你會知道他雖然演奏得很好，但是明顯地受到其他人的影響，于是我慢慢地發(fā)現(xiàn)自己對原創(chuàng)性的音樂情有獨鐘，然后開始去分析這些歌手的轉(zhuǎn)變，才明白他們之所以能夠永遠在音樂界保持領導的地位，是因為好的音樂是會跟著時代轉(zhuǎn)變，這樣的理念后來也落實在我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中，我一直嘗試著跟隨時代的脈動去走，不同的階段能夠交出不同的代表作品，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原創(chuàng)歌手。
大五那一年，劉維彬?qū)а菖牧艘徊侩娪啊堕W亮的日子》，主角是劉文正，當時他們把這部電影定位成藍調(diào)的音樂片，想找人做一點藍調(diào)音樂。劉文正介紹了王正華他們給劉維彬，而王正華又向劉維彬推薦我，說我會寫曲子。其實我也不了解為什么這部片要做藍調(diào)音樂的東西，大概是想聽起來搖滾一點，然后又比民歌有深度，總之我接到了劉維彬的電話，就替他們寫了一首曲子，他聽了還蠻喜歡的，馬上就決定錄用。這算是我的第一首創(chuàng)作。很多人都覺得劉維彬很大膽，居然敢啟用我這樣的新人，其實我覺得他是想要一種全新的音樂。當時校園民歌很流行，我卻有一種反抗的心理，畢竟鄉(xiāng)村音樂怎么說都是模仿，這樣的想法和劉維彬蠻契合的，所以他才會用我的東西。包括《閃亮的日子》在內(nèi)，我剛開始寫的５首歌都是免費的，給電影公司當主題曲，他們付了我一萬塊錢，但是唱片公司卻一毛也沒有給我，我也沒有力量跟他們要。這樣的經(jīng)驗讓我體會到一個有制度的環(huán)境對音樂創(chuàng)作者是很重要的，創(chuàng)作者只有個人，他門的力量往往都是很小的。
這是華人流行音樂的轉(zhuǎn)折點，時間發(fā)生在上世紀７０年代末期，地點就在臺灣，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在臺北，各種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條件趨于成熟，因此大眾流行歌手的出現(xiàn)不僅是個人力求表現(xiàn)的結果，也是客觀上的需求。我就屬于這個特殊地點、特殊時間里被時代挑出來的第一批音樂創(chuàng)作者，當時這一批人打出的口號是“唱中國人自己的歌”，大概他們厭倦了模仿美國鄉(xiāng)村音樂歌手，那種穿著牛仔裝彈著吉他，故意用鼻音擠出來的美國南方腔的調(diào)調(diào)，從一開始的時髦無比，到變得滑稽可笑。我想基于自尊使然，也為了證明自己的創(chuàng)作毫不遜色，我們那一批滿腔熱血的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準備接受時代的邀請，來填補一切的空白。我并沒有跟著高舉那樣的旗幟，但實際的行動卻符合這個標準，甚至還自立門派，沖擊出了一塊新的領域。
六那年我上臺北見習，當時十大建設已經(jīng)完成了，臺北的農(nóng)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我從臺中上來，有一種失去純樸生活的感覺，所以就創(chuàng)作了《鹿港小鎮(zhèn)》。其實到臺中去讀書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如果我一直留在臺北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歌，我不是鹿港人，這首歌是我借題發(fā)揮，描寫鄉(xiāng)下的孩子來到臺北花花世界的撞擊，我相信連在臺北長大的我都有這種感覺，那么對于真正的鄉(xiāng)下孩子一定沖擊更大。小學時期由家里走到學校的幾年，所目睹的生活景觀的變化，此時對我而言更具有意義，我更能仔細地檢視每一個細節(jié)，進行系統(tǒng)性的解釋，找出相應的情感表征，譜進曲子里，最后人們聽到時會喚起曾有的欣悅與悵然。
最后一年的實習，我寫了更多歌，其中有《走不完的路》，還有張艾嘉唱的《幕前幕后》，那時我漸漸有了知名度，唱片公司也覺得這個人可以寫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又比較不怕死，勇于挑戰(zhàn)當時樂壇的陳規(guī)，因此給我的報酬也比較高。
從《閃亮的日子》之后，我跟音樂圈開始有比較密切的接觸，大六那年我還做過《劉文正時間》這個節(jié)目的音樂總監(jiān)，這時候才真正進入了專業(yè)的領域。我了解到專業(yè)本身需要的一些態(tài)度和精神，比如說必須在一個禮拜之內(nèi)把音樂做好，而且必須呈現(xiàn)出與別人截然不同的風格。剛好見習、實習的那段日子給我蠻大的時間和空間去嘗試和體驗這些新的東西，因為有醫(yī)生這個職業(yè)作為后盾，我做音樂的時候就沒有后顧之憂，做什么都可以大膽一點。《之乎者也》《鹿港小鎮(zhèn)》這些歌曲，是透過一種吶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感傷，一般人都覺得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從我的成長過程其實是看不出這些蛛絲馬跡的，只是到了大學以后，我獲得比從前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才能夠把這些過去沉淀下來的多愁善感用音樂表達出來，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類似的想法，然而他們?nèi)狈@樣的環(huán)境，所以沒有辦法很準確地說出來。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工作者，真正的天才在幼年時期就可以展現(xiàn)一些具有某種意義的作品，但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聽話勤勞地練琴，也擁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這個立足點上，我才能敏感地以一個“人”的角度感受時空的遷移、成長的失落，然后透過歌曲連接人們共通的記憶與情感，喚起人們對逝去的童年與青春的鄉(xiāng)愁，這正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在懵懵懂懂間長大、摸索著成長之路的孩子。
談到真正的發(fā)展，我的音樂生涯中有幾個重要的伯樂，最早的是劉維彬，他敢于起用我的音樂，算是引導我踏人歌壇；跟張艾嘉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也帶給我很多啟發(fā)，我是因為《閃亮的日子》認識她的，她演出這部戲，而且這首歌就是她唱的；之后還有邱復生，他非常地聰明，對音樂非常地了解，感覺也很敏銳，臺灣的金曲獎就是他創(chuàng)辦的。在遇見這些人之前，其實我一直對自己的音樂沒有太大的自信，真正比較肯定自己是在出了《之乎者也》之后，因為它被市場測試過。它是一種真正的搖滾，因為我一向以為我的歌詞寫得比曲子好，而在這張專輯里頭我成功地透過歌詞表達出我的意見。
后來我在醫(yī)學跟音樂當中搖擺了一陣子，因為我不知道該怎么決定，所以選擇了離開。１９８５年３月９日爸爸把我押上飛機，他要我到紐約去一陣子，好好思考未來。我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考醫(yī)生執(zhí)照考到一半，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較久，后來也寫了《皇后大道東》來描述香港社會的狀況，１９９５年之后我才又與臺灣有比較緊密的聯(lián)系，２０００年后我又來到了北京。
這么些年來，我不停地轉(zhuǎn)，想要尋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后我還是決定走音樂的路，因為我是在音樂里面找到自由的，我希望能夠用音樂替人們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空間，讓每個人可以在這個越來越擁擠的世界上喘一口氣。也許現(xiàn)在有人會說：“羅大佑老了。”
但是我要說羅大佑也有過童年，跟任何人一樣活蹦亂跳的童年，有眺望窗外的二樓房間，有可以依靠的大榕樹，有童話故事般的溪谷，還有可以對著星空彈吉他的頂樓陽臺，這些都是我無窮想象的起點，也可能是我音樂的基因。即使再也沒有體力在舞臺上揮灑，但童年幼小的、快樂的身影仍不會散去，不斷地提醒我要創(chuàng)作出生命的詩章。我很幸運能靠著自己用時間累積的音樂，用深刻的歌詞意蘊，打動來聽歌的朋友們。我待了這么多個城市，幸運的是我總在它們發(fā)展得最蓬勃的時候置身其中，從而感受到它們的巨大能量，并且被推動著一起成長。現(xiàn)在這個變老的過程對我來說，仍然是一個長大的過程，只要我待在一個有能量的地方，我就會繼續(xù)成長，那種感覺，就像不斷地回到童年一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