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秋千架上的童年，
截然兩種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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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惟一的弟弟回憶姐弟身世，家庭變故，人世滄桑……
我母親思想開明，是舊社會的進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２６歲。男才女貌，風華正盛。有錢有閑，有兒有女。有汽車，有司機；有好幾個燒飯打雜的傭人，姊姊和我還都有專屬的保姆。那時的日子，真是何等風光啊！
但不久我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我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卻不保守。母親對父親的墮落不但不容忍，還要發言干預。我父親雖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觀念上卻還是傳統的成分多，這就和我母親有了矛盾和對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親這一邊。后來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并不產生效力，她們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好聽一點，是說出國留學。１９２４年夏天，我母親２８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由此也可看出我母親的果敢和堅決。姊姊在《童言無忌》里說：
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機會和她接觸，我４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遙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
姊姊比我活潑伶俐，討人喜歡
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帶著，在院子里玩。我從小就常發燒感冒，有時保姆帶著姊姊出門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紀，我就覺得姊姊比我幸運，也比我活潑伶俐，討人喜歡。
那時姊姊和我最快樂的事是母親從英國寄衣服回來。保姆給我們穿上新衣服，仿佛過新年一般喜氣洋洋。有時母親還寄玩具回來，姊姊一個，我也一個。當時我們都還小，保姆照顧我們也周到，對于母親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來年紀大了以后，回想母親自國外給我們寄衣服和玩具這件事，我才了解她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的無奈！
姊姊后來在《私語》里說，帶我的保姆“張干”，“伶俐要強，處處占先”；領她的“何干”，“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她”。因此她說：“張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
我覺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銳意圖強，就已經勝過我了。這不是男女性別的問題，而是她的天賦資質本來就比我優厚。
我弟弟實在不爭氣，因為多病，必須扣著吃，因此非常地饞：看見人嘴里動著便叫人張開嘴讓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鬧著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攙入冰糖屑——人們把糖里加了黃連汁，喂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只拳頭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擦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
姊姊在《私語》里的這段描寫，如今我是完全不記得了。只有“多病”這件事，一直是記得的；因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從小在姊姊心目中的分量，從她這段描寫就很清楚地確定了。此后的人生進展，細節盡管曲曲折折，形貌變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調和方向，無非也就如姊姊描寫的那般，虛弱無奈地活了大半輩子。
姊姊并未寫我們搬離天津的真相
我們在天津的童年，前后６年。１９２８年，我們又搬回上海來了。那一年姊姊８歲，我７歲。
關于我們搬回上海的原因，姊姊在她的散文里從未寫出真相。雖然姊姊后來與我父親決裂，曾在文章里把父親寫得十分不堪，但到底還顧到他的基本尊嚴，真正的原因是，我父親“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鐵路局那個英文秘書的職位雖然是個閑差，總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轄下的單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罷了，還吸鴉片、嫖妓、與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聲名狼藉，影響我堂房伯父的官譽。１９２７年１月，張志潭被免去交通部總長之職，我父親失去了靠山，只好離職。他丟了這個平生惟一的小小官差，心里當然深受刺激，這才痛下決心，趕走了姨太太，寫信求我母親回國。我們于１９２８年春天搬回上海——因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辦離婚手續時，母親說：“我的心已經像一塊木頭！”
后來我父親沒遵守承諾，又開始吸鴉片。母親對婚姻徹底絕望了，不再凡事聽從父親的意見，堅決要送姊姊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插班入學六年級。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這一段：
１０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過了不久，我父母就離婚了。姊姊和我都歸父親監護和撫養，但我母親在離婚協議里堅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問題——要進什么學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費用則仍由我父親負擔。
我姑姑看不慣我父親的墮落，在我父親離婚后也搬了出去。我們這個家，回復到天津時期：花園，洋房，狗，一堆傭人，一個吸鴉片的父親，沒有母親。
１９３４年，姊姊已經是圣瑪利亞女中高一的學生。我父親這才答應讓我到學校去上學。因為在家跟私塾先生學了一些，我插班考試，進了協進小學讀五年級。這個學校不如圣瑪利亞女中那么高級。
不久，我父親再婚。我們這個平靜了一段時間的家，又開始紛擾起來了。
１９３７年夏天，姊姊從圣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的要求，但被拒絕了。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后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姊姊出國。姊姊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我父親及后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后來我才聽說，我母親為了姊姊出國留學的事，１９３６年特地回上海來了。她托人約我父親談判姊姊出國的問題，父親卻避而不見。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親提出的。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熱諷。我姊姊受傷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語》中寫后母罵我母親的話：
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里，為什么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軍攻擊閘北，我舅舅家那時剛從蕪湖搬回來，住在淮海中路的偉達飯店，母親也住在那里，就派人來把我姊姊接過去，在那里住了兩個禮拜。
后來姊姊回家來了。她走的時候雖讓我父親知道，卻沒跟后母說一聲，后母就開罵，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擋，后母卻說姊姊要打她，上樓去告狀。我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我姊姊一陣拳打腳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休。幸虧我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干不顧一切去把他拉開，姊姊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姊姊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里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親已下令那兩個門房不準開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何干偷偷打電話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來為我姊姊說情，順便再提讓我姊姊出國讀書的事。結果說情無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熱語的，我父親和我姑姑一來一往都不善罷甘休，竟至兄妹扭打起來了。我姑姑的眼鏡被打破，臉上受了傷，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著她，要她趕緊上醫院去。姑姑臨走時發誓說：
“以后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軟禁在樓下的一間空房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為我父親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我姊姊走出門。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沒閑著，偷偷地為她的逃走作準備。每天清晨起來后，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后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親從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得病一天天嚴重。姊姊后來在《私語》里把她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寫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我父親幫她打針醫治。
原來何干見我姊姊的病一日日嚴重，惟恐我姊姊發生什么意外，她要負連帶責任。她躲過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訴我父親，并明確表示我父親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負任何責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說話比較有分量。我父親也考慮到，如果仍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傳揚出去，他也沒面子。
于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后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我姊姊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下，姊姊終于恢復了健康。
我寫出姊姊漏寫的這一段，并不是為我父親辯白：事實上他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給我父親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沒有何干這個關鍵性建言，中國的文壇也許就沒有“張愛玲”了。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為逃走作準備，但不敢去告訴父親。１９３８年初，將近舊歷年的時候，我姊姊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當，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連累，被我父樣大罵了一頓，不久之后也就離開我家，回皖北養老去了。
過沒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軟禁的經過寫成英文，投到《大美晚報》發表。
我父親一直是訂閱英文《大美晚報》的，自然看到了這篇我姊姊的控訴。他為此又大動肝火，但脾氣發完了也無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經發表了！１９４４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發表《私語》，把這件事又細說了一遍，我父親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姊姊投奔母親，增加母親的經濟負擔，但母親仍請了一個猶太裔的英國人為姊姊補習數學，讓她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的考試。據說當時的補習費是每小時５美元。我姊姊發奮圖強，考了個遠東區第一名。但是歐戰爆發，她沒能去倫敦入學，１９３９年才改入香港大學。
母親礙于離婚協議，她不能帶我姊姊出國。１９３６年她回上海爭取我姊姊到英國讀書，一方面是為我姊姊教育著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這機會把我姊姊帶在身邊。這個希望后來破滅了。
以前母親回國來，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總是被父親和后母拉住，不許去。我為此哭鬧過很多次，他們還是不讓我去。１９３８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單，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地到她們的住處找我母親和姊姊，希望留在她們那里住下來。我母親委婉地解釋她的經濟能力要供養我姊姊讀大學已經很吃力了，勸我要回父親的家，好好地讀書。母親說完這些話，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親家，我又哭了好多次——從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１９４８年我從無錫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親。那時我父親及后母已淪落到搬到１４平方米的小屋住了。我勸母親回上海來定居，找一個房子，把姊姊也接過來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個安身之處。母親淡漠地說：“上海的環境太骯臟，我住不慣，還是國外環境比較干凈，不打算回來定居了。”
我當時認為這個理由很勉強，很想問她是否在國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準備在國外再婚？但又覺得這樣問很不禮貌，也就沒說出口。哪曉得那時她心愛的男友已經死于戰火了呢？又哪曉得不久后我母親真的又出國了；那次的見面，竟是永訣！
１９３８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親的家。１９４８年，我母親離開了中國。她們都沒有再回頭。
（摘自《我的姊姊張愛玲》，文匯出版社出版）□張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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