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善明（以下簡稱“黃”）：吳老師，前兩天我在書店里買到了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您主編的《２００２年中國中篇小說經典》和《２００２年中國短篇小說經典》兩本書，這兩本書設計、印制的精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所選作品我也很喜歡。但這些我喜歡的作品是否就對得住“經典”這個書名，我有一些疑惑。
吳義勤（以下簡稱“吳”）：你這么快就買到了？我是前幾天才拿到樣書的。這套書確實印得很有品位，我也很喜歡。關于“經典”問題，我想肯定會有爭論和不同看法，我在“前言”里已經陳述了一些。你有什么問題，咱們可以敞開來討論。不要客氣，我希望你提尖銳的問題。
黃：好。
一、什么是“經典”？
黃：吳老師，您在前言里也說了“經典”是“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震撼人心的文學作品的指稱”。很顯然，一部作品是否夠得上“偉大”和“震撼人心”是需要經過時間和一代代讀者的檢驗的，個人來命名“經典”是不是太冒險了？
吳：確實有些冒險，但我愿意冒這個險。你注意到沒有，當我說“經典”是“偉大的”“震撼人心的”作品的時候，其實它并不能作為對“經典”的定義。我相信，對不同的讀者來說，什么是“偉大”，什么是“震撼人心”，不同人的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并不存在一部被所有人都認可的“經典”。而這也意味著，“經典”其實是相對的。當然，說“經典”是相對的，并不是說人們對文學就沒有共同的認知標準，也不是要提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而是要反對把“經典”絕對化、神圣化、神秘化的傾向。這些年，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傾向的危害。它事實上已經某種程度上成了菲薄當下的一個借口。
黃：那您這不是在解構我們長期以來對“經典”的想像與期待嗎？
吳：可以這么說吧。我想，我的目的更恰當地說是在“解放”“經典”這個詞，是在為它“去蔽”或“正名”，是讓它更自然地進入文學史，是賦予“經典”更多的可能性的內涵。我覺得，這個“解放”對作家來說是有雙重意義的，一方面，它能增強作家的文學信心，增強他的“經典意識”；另一方面，也增強他們對當代文學的責任感，使他們沒有了推卸責任的退路，無法再用“為下個世紀的讀者寫作”之類的大話來騙人。而對文學史來說，這也同樣非常重要，它不但會有助于摒棄長期以來對于文學的絕對化、極端化思維，而且有助于營構一個良性、健康的文學生態環境，并真正促成文學的多元化發展。因為，畢竟以一種文學“樣板”壓制其他文學形態的記憶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少見的。
二、“經典”可以由個人命名嗎？
黃：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您覺得“經典”可以由個人命名嗎？聯系到現在市面上風行的“最佳小說”、“年度小說”、“排行榜”之類的出版物，您是不是覺得這會造成相當的混亂？
吳：我理解你的疑慮。但是我要說，“經典”其實就是由個人命名的。我承認“時間”對于“經典”確立的重要意義，但是“時間”本身并不會說話，它的代言人還是個人。我也相信，“經典”應該得到人類大多數的認同，但這種認同并不是以投票或選舉的方式實現的，相反，更多的情況可能是一個人的聲音得到了同代人或后代人的心靈呼應與認可。
黃：但是如果每個人都來命名“經典”的話，那么會不會造成“經典”的泛濫，或死亡？在“經典”問題上，還能存在共識嗎？
吳：這是一個假定性的問題。事實上你也知道，不可能每個人都來命名“經典”。就拿目前的各種選本來說，我覺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每年只有一個選本，那么這個選本的權威根本無須驗證就能先天地被確立，這極容易造成文學評價上的專制和壟斷。這樣的“經典”才是可疑的。而一旦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本，那么“權威”的確立就需要經過多種層面的檢驗。此時，被篩選出的“經典”當然就更令人可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更多的人來命名經典，來參與“經典”的篩選，不但不會造成“經典”的死亡或泛濫，反而會賦予“經典”真正的生命與活力。
黃：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您的意思，您所講的“命名”“經典”實際上就是要發揮個體對于文學的主體性？
吳：對。我覺得“經典”不單純是屬于文學史的事情，也不是某幾個權威批評家的事情。我之所以提倡經典命名的個人化實際上是要求讀者不要放棄對文學史的責任，不要把對于文學的判斷、選擇的權利交給別人，比如某些評論家。我不知道，你是否認可我的判斷，我覺得即使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我們對文學的判斷也還是由幾個批評家說了算的，誰好，誰偉大，讀者完全是被動的。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文學史的真正主人應該是廣大讀者，我們要把權力還給讀者，我們應取消某些批評家的“特權”。因為，在文學面前，每一個個體的精力和閱讀范圍都是有限的，只有更多的人參與，才能以“互補”的方式更準確地揭示一個時代文學的真相。
黃：問一個冒昧的問題：您１９９７年前后曾對謝冕先生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提出質疑，這與你現在的經典編選是不是有矛盾？
吳：我不覺得有什么矛盾。我當時質疑的是謝冕先生對有些作品取舍的標準，并不是否定他的編選本身。其實，這也說明一個問題，一個人對經典的編選總是有局限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參與這個工作，或者有更多的不同版本，遺憾肯定就會少一些。
三、“當代”經典是可靠的嗎？
黃：按照通常的理解，同代人是不可以確立同時代的文學“經典”的，甚至同代人寫當代文學史的資格都沒有。理由很簡單，沒有距離，沒有沉淀，沒有過濾，再加上情感的、意識形態的因素的影響，同代人無法理性、客觀、準確地把握同時代的文學。而您現在竟然為當年度的小說評選“經典”，您不感到壓力嗎？
吳：壓力來自于誤解。我承認，我這樣做可能會引起爭論。但是，我剛才已經說過，我這里的“經典”已經不是那個神秘化、神圣化的“經典”了，而是一個日常化的“經典”。我進行年度“經典”篩選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與我的當代文學的評論與教學實踐有關。我感到，現在的讀者對當代文學相當隔膜，包括大學中文系的大學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普遍跟不上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節奏，他們不讀作品，甚至都不知道每一年中國文學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完全放棄了對于文學的主動性與主體性，不僅放棄了對文學的評判選擇權利，甚至連閱讀的權利也放棄了，只能聽命于某些批評家或媒體對文學的“言說”，這對一個時代的文學來說是相當可悲的。我編選年度“經典”就是為了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以防止某些權威對文學評判的壟斷化和專制，并呼喚讀者進入文學的現場。另一方面，我對年度“經典”的編選也有我的自信，在我看來，親歷者的感受、體驗永遠是最真實的、最可信的，我不相信后人對我們時代文學作品的“考古”式研究會比我們當下的現場研究更可靠、更可信。因此。我覺得，與其把對“經典”命名的工作交給后人去“考古發掘”，還不如由自己承擔更踏實。
黃：您是否會擔心您選的“經典”在時間的長河中被淘汰呢？
吳：這個我不擔心。我的“經典”本來就不是絕對化的，它代表的是我對于當下文學的一種判斷，它是一份現場的文學記錄和文學檔案。在后代人那里，在時間那里，它可能會永恒，也可能會消失。但是，這已經與“現在”的它沒有關系了。
黃：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