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黛安和她的兩個女兒搬到了東10街120號，這是一套
廉價的復式結構的房子。
她們搬來不久，房東朱迪思·莫頓森便注意到：
“她挺抑郁，挺焦躁———每次見到她我都有這種感覺。
“她總是和兩個女兒在一起，她們穿得全都像嬉皮士。她們好像
都非常內向。”
黛安對她的兩個女兒更像是大姐或朋友，她們互相保護，互相關
愛。
在東村期間，黛安仍然要不斷地與那絲毫未曾緩解的抑郁癥作斗
爭。從1966年與嬉皮士們開始接觸之后，她的病癥一直就沒有完全消
失過，而現在又變本加厲了。醫生們一直囑咐她要堅持服用抗抑郁劑，
但卻始終于事無補。到1968年夏天，她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癥狀：開始
嘔吐，體重也開始下降了。
為了讓她打起精神，埃夫登和伊斯雷爾拉著她參與了史蒂夫·勞
倫斯新創辦的《圖片新聞報》，這是一份大量采用圖片的大開本發行
物，從1968年到1971年，共發行了20期。為了這份期刊，大家在黛安
家和埃夫登的影室里不知開過多少次會。她對勞倫斯的工作非常熱心，
所以她給了他一些照片發表，比如“哭泣的孩子”、“滿臉膿包的支
持越戰的游行者”等。
到1968年7月，她感覺愈加不好，體重減了8磅。由于頭暈、嘔吐
和背疼，她只好住進醫院進行觀察。她在醫院里呆了將近兩個星期，
接受了一系列檢查，而且因為擔心肝臟的病變，還做了活組織切片檢
查。她被診斷為：“病毒性肝炎，并因為使用抗抑郁劑和避孕藥造成
了繼發性合并感染。”她立刻停止了所有用藥，轉而服用大量維生素。
她開始一天天好轉起來。
那個夏天又悶又熱，當她在床上躺不住并且感到無休無止地抑郁
時，她就爬到樓頂上，一個人蜷縮在那里。有時她也會去找西摩爾·
克里姆聊天解悶。克里姆是個對傳統觀念不以為然的作家，“垮掉的
一代”的年代史編者。克里姆說：“我總覺得黛安身上有一種動物的
品性，她行動快捷，悄無聲息，含而不露，又能完全放縱自己。不過
你永遠都沒法猜測她下一步會干什么。我們總在一起談論單身生活所
帶來的諸多不便……她是個很好相處的朋友，我們在電話里也很聊得
來。不管是什么樣的問題，她似乎都明白或者能夠明白。我猜想，她
的精神壓抑讓她具備了一種類似優秀的舞蹈家一樣的直覺能力，她能
非常容易地把握別人的情緒。”
盡管身體不好，而且還一直受抑郁癥的折磨，黛安仍然重新開始
工作了。她拍攝的每一張照片鏡頭感都很強，“第5大街上戴面紗的
貴婦”、“戴著毛皮圍巾的婦女”———所有這些突兀的影像都是那
么質感、栩栩如生。她用光的方式也意在強化她的影像、增強畫面的
戲劇性。
那時黛安和她的教女梅住得很近，黛安常拉著梅出來一起散步，
談論她們之間復雜的母女關系、人類情感的神秘以及人世間豐富多彩
的愛情。黛安告訴她的教女：“在現實生活中，當你失去了一切的時
候，也同時是你要從零開始、成就另一番事業的時候。”在那些日子
里，她自己也又一次回到了零位上，她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從山巔跌進
了深不可測的深淵之中。但沒過多久，她就戰勝了自己，“因為，你
必須為你的生活付出代價……就像大樹一樣，冬日的落葉是為了春天
的再生，這是你成長的惟一之路……”
夏末秋初，《哈潑市場》要黛安飛往亞特蘭大，拍攝馬丁·路德
·金的遺孀。當時，殺害金的兇手詹姆士·厄爾·雷已被抓獲，但當
黛安拍攝金太太時，她們卻壓根沒談及這件事。金太太默默地站在門
口，仰面看著天空，她的面紗仿佛粘在了臉上一樣，一直沒有拿下來
過。黛安沒有打破她的沉靜，她拍下了這個鏡頭。黛安想，這些令人
頂禮膜拜的著名的女寡婦們，像杰奎琳·肯尼迪、埃塞爾·肯尼迪以
及現在的科雷塔·金……內心深處肯定都有著難以言表的創傷，而這
卻正是她不愿意用手中的相機去揭示的。
當時任《瘋狂》雜志藝術指導的約翰·普特南在班克街附近遇上
了黛安。他們一起踱到了哈德遜河的碼頭附近，這是他們老在一起拍
照的地方。他們談起了芝加哥的暴亂，當時的報紙和電視里充斥著林
肯公園的火光、嬉皮士與警察的對峙。他們談論起了他們自己的孩子
們以及20世紀60年代這一代人，他們大都吸毒、唱搖滾、不相信一切。
普特南說，他對媒體只把越戰看作是一個事件而不是個過失感到非常
氣憤。黛安小聲說道：“可人們卻覺得我們的墮落只是暫時的。”在
他們聊到興頭上的時候，普特南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她是個孤獨
的人。”
在攝影界，她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她極其努力地將那些畸形的、
駭人聽聞的東西詩意化。她的攝影風格一直走在一種矛盾關系之間（
用抓拍的方式拍那些靜態的、崇高的、史詩般的肖像），而讀者又往
往怵于看她的影像。
在一場舞會上，黛安偶然認識了斯塔德·特克爾。特克爾說：“
和黛安相識的時候，我正著手寫一本有關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書，
這本書后來定名為《艱難時日》。像所有富家子弟一樣，黛安和霍華
德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那時，她根本搞不懂那些窮人、那些排隊領
救濟面包的災民意味著什么。而一想起這些她就很懊惱。所以，我決
定要采訪她。人們都稱她是個‘卓越的歌者’。第一次在一起共進午
餐后，我們就已經很熟了。”
黛安告訴特克爾：“我從小一直由保姆看著。有一個我很喜歡的
保姆，她一直看我到7歲，后來又有一個，但我不怎么喜歡她。我記
得，我老和那個我喜歡————我愛的保姆一起去公園里的一個水庫，
當然它早就干涸了，只剩下一個庫底，那兒有一個貧民區。多少年來
我還沒遇到過有記得這個貧民區的人，但紐約城市博物館的一個人說，
那兒確實曾有過一個貧民區。這就是這個地方給予我的禮物，我一次
又一次不斷地咀嚼著它，咀嚼著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異。我對一個人
一開始是什么樣子極其著迷，因為它能影響人們對待金錢和其他所有
事情的態度……
“我一直羞于賺錢，而當我真的靠某張照片賺了錢，我就立即斷
定這未必是張好照片。我相信錢根本不是對藝術最恰當的回報。
對我而言，藝術好像是———你喜歡做一件事，僅僅是因為你喜
歡做；它會令你快活，你也能從中學到些東西；它就像你的游戲、你
的訓練……可我從來就沒覺得我的方式有什么趣味……我甚至覺得我
所做的一切都沒多大用處。我不知道我的攝影是震驚世界的，但我仍
然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慣于認為我是這個時代完美的寒暑表：
如果我喜歡哪部電影，那它一定會很賣座……你會在這樣兩件事上產
生分裂———一方面覺得自己絕對普通，而另一方面又覺得每個人的
情感都會在你這里產生共鳴。”
在采訪過程中，黛安一直在提她在南卡羅來納所見到的驚人的貧
窮：《先生》雜志派她去采訪一個名叫唐納德·E·蓋奇的青年白人
醫生。他正在一個名叫波弗特的黑人居住區竭盡全力地與饑餓和蛆蟲
作斗爭。黛安告訴特克爾：“我從來沒見過這么窮的地方！”她曾和
蓋奇去過一個有6個殘疾孩子的家庭：“一個一只眼的，其余的全患
有腦水腫，他們都有出生時留下的后遺癥；污穢的廁所里到處都是蛆。
”
他們去過所有的村莊。在一些工廠里，女人們靠剝牡蠣一季只能
掙15美金。他們還見過一個死去的女人，她的尸體已生滿了蛆。另一
個婦女養著一個智力有缺陷的私生子，因為得不到福利救濟，她只能
把孩子拴在床上出去打工。
黛安還拍了一個搖搖欲墜的小屋，昏暗狹窄的房間里到處散發著
尿臊味。山岡上住著些窮苦的白人，他們的孩子居然天生一只藍色眼
睛、一只褐色眼睛。她拍了一卷又一卷，記錄下了南部腹地窮人中的
近親結婚者、營養不良者和滿臉病容者。黛安說：“現在我是用兩種
眼光看問題————孩子式新奇的眼光和我以往的經驗。對我而言，
一天天變老僅有的樂趣可能首先是：當你面對某件事情時，你會比以
前有更多的感悟。”
（《荒謬的真實：黛安·阿勃絲傳奇的一生》，孫京濤編譯，山
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編譯者簡介
孫京濤，山東大眾日報社圖片總監兼攝影部副主任。畢業于中國
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先在人民大學教書，后到大眾
日報當攝影記者、圖片編輯。其間入選由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舉辦的
“荷賽”世界新聞攝影大師班，組織過“一品國際攝影節”、主持過
平遙國際攝影節首屆“紀實攝影論壇”。曾獲中國新聞獎、首屆中國
圖片編輯“金燭獎”。主編有《目擊世界100年》、《中國故事：中
國當代紀實攝影》等大型圖文類圖書，編譯《荒謬的真實：黛安·阿
勃絲傳奇的一生》，撰寫有《紀實攝影：風格與探索》、《報道攝影》
等書，并翻譯、撰寫攝影理論文章若干，是國內有影響的攝影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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