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猶豫，要不要告訴大家另一個真實的板橋，因為我堅信，大多數人與我一樣，都一直將這位“揚州八怪”之一視為傲骨錚錚、極具操守的文化名流，甚至奉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楷模。但是，當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有關板橋的史料之后，我覺得，應該是言說真相的時候了。
在四十四歲之前，鄭板橋的生活幾乎不值一提。作為一個來自江蘇興化鄉村的文藝青年，他一直靠讀書和賣畫混跡于揚州一帶，日子過得相當清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實救困貧，托名風雅”。盡管三十三歲那年，他曾為改變處境而出游北京，也結識了諸如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瓊崖主人）等社會名流，但終因自己默默無聞而收效甚微。四十歲時，鄭板橋赴南京參加鄉試，中得舉人，頓時心中狂喜，并做詩《得南捷音》自我祝賀了一番，以為從此可以平步青云，擠入上流社會。誰知在那“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末官場上，所有官位早已排滿，根本輪不到他鄭某人。于是，他只好再度發奮苦學，終于在四年后考中進士。為此，他特作《秋葵石筍圖》一幅并題詩曰：“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喜悅之情，可謂溢于言表。
但命運并沒有立即為他開啟綠燈，他依舊被拒之于上流社會之外。這時的板橋，除了憤世嫉俗、痛詬時弊之外，只好再度赴京，以圖仕進。他隨身攜帶著那份“賜進士出身”的證明，又是找人又是托關系，整整在京城活動了一年，仍然無功而返。這次求職的失敗，對板橋是個巨大的打擊，也迫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哲學。從此之后，鄭板橋便開始頻頻巴結于達官權貴，巨富名流。由于當時的揚州處于江南的商業中心，不僅巨賈云集，而且高官極多，客觀上為板橋的奉迎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如同大多數文人一樣，鄭板橋的奉迎方式當然也是四處獻詩。如今，在他詩集里就有一大批諂媚之作，像《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送都轉運盧公四首》之類，均作于此時。尤其是面對淮南監運使盧見曾——這位當時揚州的實權派人物之一時，奉迎之態，幾近獻媚。湊巧的是，這位權傾一方的監運使也是個喜歡舞文弄墨的詩人。于是，鄭板橋無不肉麻地在詩中將盧大人比作李白與杜甫，甚至對盧的家世也吹捧了一番，最后當然不忘婉轉地提到自己的不幸現狀。遺憾的是，鄭板橋還沒有等到任何收獲，盧見曾卻因江南鹽政案而被捕砍頭。
１７４１年，已經四十九歲的鄭板橋只好再度入京，候補官缺。幾經周折，這次他終于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禮誠款待。第二年，鄭便獲山東范縣令一職。為了感激慎郡王，鄭板橋不僅張羅著為他編刻詩集《隨獵詩草》和《花間堂詩草》，還親自為之撰寫跋文，甚至在跋文中將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詩人與杜甫、韓愈、王維、杜牧、韋應物以及岳飛相提并論。頗有意味的是，鄭板橋走馬上任之后，卻常常不顧大清律令，根本不與中央保持一致，有時甚至動用類似于“殺富濟貧”的方式，大力彰顯所謂“得志則澤加于民”的親民思想。如此一來，自然深得百姓喜愛。而暗地里，他卻過著“拾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后肥”的悠閑生活。在為官十二年里，他不僅為自己編定、刻印了一整套詩集，而且還寫了《濰縣竹枝詞》等大量新作，至于書畫，更是不計其數。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在為民謀福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精力。
這就是鄭板橋，一個常常以蘭、竹、石自喻的江南文人。他看似倔強不馴，推崇“糊涂”哲學，其實自己卻從不糊涂，而且始終保持著異常狡猾的世俗心態。
□洪治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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