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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雅痞曾將孟子語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篡改為“人之患，在好為人夫”，提醒各位性情中人勿玩物喪志，據說曾在京城某小圈子內引起一些共鳴。其實，人的劣根性，還是孟子說得對。對某事某人該如何做，不說事后諸葛亮多如牛毛，事前也是明師層出不窮，指點不休，大有如某些神秘信件所說那樣——這是一個美好的祝福，你必須將它發給你若干個好友，不然你將遭天打雷劈，車撞水溺……，反正不得好死。總之，明師們的意見是毋庸懷疑的，不照做必以失敗告終，后果自負。
好在我從小不是被嚇大的，而是被哄大的——“明天是美好的，你就是祖國的花朵”之類，所以對各種明師的意見的態度是姑且聽之，必須疑之，后來甚至慢慢懶得聽了。說起來自己其實也曾充過“明師”：那是之前在某報做記者時，所寫的新聞中若出現“專家認為”，內容往往來自網上;若出現“業內人士說”，則大多是自己的推測。
說句老實話，我不怎么看時評已經很久了。我覺得自某個時代開始，中國已經缺少真正的時評者，多是一班不敢痛痛快快說話、人云亦云的混媒體飯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某年媒體上關于民工以跳樓討欠薪的大討論，討論來討論去，居然生造出“民工跳樓秀”這么一個新詞來！就算有時指出一個很好的結論來，也如唐僧那樣，得先左哆嗦右哆嗦，等到大家都昏昏欲睡時才肯將主題揭示開來，等等，真是見怪不怪，反正習以為常。
——墮落啊！這是媒體的墮落，“明師”的墮落！更是時代的恥辱，漢語的恥辱！
當掌握了社會話語權的機構和明師自覺或不自覺這樣說話、行事的時候，揚州雅痞覺得沉默是最好的說話方式，不接觸是最好的相處途徑。在任何情況下，自己因為非能力或職責等因素干不了的事情，都不要出于道德判斷，高舉社會公義的旗幟要求別人去干。簡言之，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實，中國人并非一直如此。憑不多的見識，揚州雅痞認為至少在三國那個動蕩不安、群雄割據的時代，中國已經出現最好的時評和時評家，其短小精悍者如汝南名士許劭評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鴻篇巨制者如諸葛亮的《隆中對》，為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劉皇叔指明長路，終于奠定“三分天下”大局。這就是時評的價值和力量：或干脆利落，一針見血，或洋洋灑灑，勢不可當;而時評者也必須做到敢于擺明立場，無所畏懼，不受干擾——對于時評者，揚州雅痞認為擺明立場，明確表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西游記》里的唐僧四師徒，面對同一個妖怪，或遇到同一件事時，透過他們不同的言行，充分體現了不同的性格——孫悟空的機智勇敢、詼諧幽默;唐僧的堅定虔誠而又軟弱無能;豬八戒的貪圖安逸、眼光如豆;沙和尚的勤懇依順、樸實善良。他們的形象至今還為人們津津樂道，不在“求同”，而在“存異”。
有人說，歷史離得越近越容易使人糊涂，其實因為資料充足等原本不該如此，只是受人為干擾太甚的緣故，在得出自己的結論前已經有被全社會廣泛接受的一個結論在，影響了你的判斷。記得在我很小時，外婆有一次在看大戲（廣東某些鄉村在節日或神誕演粵劇，相當于魯迅筆下江浙一帶的社戲）前偷偷對我說：“毛主席就是皇帝！”她的這個“私人判斷”，對我在讀史時理解中國上個世紀發生的許多事情很有幫助。
所有的判斷和結論都會居于某一特定立場，貌似公允無私的背后往往隱藏著更為可怕的狼子野心，迷信神圣已經使人類付出太多的歷史代價。當某人說他的言行代表社會公義，而我們又無從看出他站立的基點時，就得分外小心了——“人反常態，必有所求”。錢鍾書先生曾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就產生一個道德家，將“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現不了的理想”的“道德學家”與“荒年”、“瘟疫”、“戰爭”并列，與之對應的民間語言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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