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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蔡教授，您好！
對凱文·卡特那張著名的攝影作品《蘇丹女童與禿鷹》，您一定不陌生。畫面上一個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兀鷹正在女孩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獵食女孩。這張震撼世人的照片引來諸多批判與質疑，作者因不能擺脫良心的譴責自殺身亡。由此，在突發事件中記者的道德困境問題，媒體如何體現人文關懷問題在業界討論不止。其實在新聞實踐中，記者雖然不會總是在那樣尖銳的環境中接受新聞職責和人文道德的考驗，但時常也會感到一些困惑，如怎樣處理好情感和理智間的矛盾，如何平衡好客觀冷靜和主觀同情心間的矛盾等。今天想請您談談在對弱勢群體的報道中，媒體該怎樣表現自己的同情心。
在媒體強調新聞策劃，注重新聞的貼近性、服務性的今天，媒體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越來越多。對弱勢群體進行新聞報道，被報道者往往能在媒體的力量下得到社會更多的幫助，媒體也可以通過這些報道來提高發行量或收視率，這應該可以得到雙贏的效果。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卻發現，出于同情，一些媒體往往著重于宣傳被報道對象的艱辛、貧困，而有意忽略一些與之相關的新聞事實，正是這種忽略使一些原本善意的幫助變了質，并沒有達到預料的效果。
蔡：你的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這樣一個新聞個案。2002年3月份，北京婦產醫院接生了一例“五胞胎”，眾多新聞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尤其是“近水樓臺”的一些北京都市類報紙，爭相將此事作為重要新聞處理。于是，從產婦住進醫院到孩子平安降生，從院方精心預備手術到“五胞胎”獲得社會各方的幫助……讀者不但讀到了連續多日的追蹤報道，還不時看到整版推出的“圖片新聞”。 在媒介不遺余力的宣傳下，社會各界都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和經濟上的支持，而所有這些因新聞傳播引發的“社會反響”立即成為新聞傳播的新的資源，接下來，對這些再生資源的加工與傳播又進一步引導輿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但就在北京一些報紙大量報道人們愛心行為的同時，身處南方的《羊城晚報》站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推出了一篇“新聞焦點”報道《揭開五胞胎生育之謎》，透露了一個讓北京媒體頗為尷尬的信息:“五胞胎”是王翠英夫婦“盼兒心切”之下吃藥所導致的結果。這篇文章中還談到，多胞胎對產婦及孩子本身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缺憾，不符合人類繁衍的自然規律。
其實，在《羊城晚報》披露“五胞胎”生育之謎前，北京這些媒體的記者在采訪主刀醫生時已經了解到“五胞胎”的內幕。但考慮到這個消息一旦被披露，將會對處于極端困難和危險之中的王翠英一家造成負面影響，于是這些記者才忍痛放棄了對這一極有價值的“新聞內幕”的揭露。
趙:現在在網上搜索一下，還可以看到許多媒體在不同時間關于不同的多胞胎出生的新聞，我留意了一下，還都停留在對事件本身的報道上。按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記者的職責，這其中“擔道義”就含有對記者人文關懷的要求。但是，冷靜客觀又是新聞的基本原則。在您舉的“五胞胎”新聞中，北方媒介的情義和南方媒介的理性體現了不同的報道思路和報道方式，在新聞職責與同情心之間，他們作了不同的選擇。對于這兩種選擇，您更贊同哪一方？
蔡：站在新聞傳播規律與新聞職業準則這一基點上，我們不能贊同北京某些報紙對于“五胞胎”新聞這種超大規模的報道。首先因為報道規模作為報道形式范疇的東西，應該與報道內容的重要性相適宜，否則便有“新聞炒作”之嫌。其次，我們更不能贊同對于已經獲知的真實情況有意隱瞞或者“淡化處理”（有些報道對“五胞胎”的內幕曾有一句話的暗示——“產婦王翠英這次是自然受孕，但她過去曾在外地看過不孕門診”）。因為新聞傳播媒介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向社會公眾提供真實的、全面的信息，其他的功能依附于此才能成立。鑒于此，我們要為《羊城晚報》的報道叫聲好，它實際上起到了對北京某些媒體的報道“糾偏”的效果。同時，我們也為北京這些記者們的選擇感到遺憾。
然而，在遺憾的背后，又有一種很復雜的情緒。我們不能否定更不該指責北京這些媒體良好的報道初衷，相反，我們要承認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人文關懷的精神。大張旗鼓的報道、對新聞內幕的隱瞞，緣自對一個陷入困境的家庭的同情，正如一位局內人士所言，“畢竟我們首先要保護的是生命。其實，這些個記者都說了，他們準備在５個孩子得到足夠的援助之后再報道。”但是這種善良的愿望，事實上導致了傳媒權力的不恰當使用。
趙：而這種不恰當的使用不僅會誤導讀者，而且往往會將媒體陷于很尷尬的境地。像去年9月份西安媒體報道的陜西青年曾青6次金榜提名卻因無法湊足學費走進大學校園一事，報道后，社會各界紛紛解囊相助，湊足了曾青大學4年的生活費用，學校也決定減免他大學4年的學費。正當媒體熱情洋溢地報道這位寒門學子不平凡的求學之路，并欣喜地告訴讀者“曾青能上大學了”時，曾青卻做出了一個讓媒體十分尷尬的決定，從剛剛踏入校門不足25個小時的學校退學。他解釋退學的原因是錄取他的高校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高校，并聲稱，“我本來就不想來上學，是某報對我進行報道后不少人捐了錢，不來不行了。”在曾青退學后，該報又進行了后續報道《曾青退學始末》，透露了以前未曾向讀者報道過的一些信息，如曾青以前也得到過政府或社會的幫助，但每次都是拿到錢后去復讀，曾青為獲取有關部門的資助曾瞞報年齡等等。在文章的最后，該報反思說，“由于考慮到曾青出生于一個不幸的家庭，他的家境確實貧寒，他的遭遇比常人更加坎坷，所以記者此前的報道對曾青的性格缺陷予以了過多的包容，并懷著善意的目的與富有愛心的好心人一起，努力去幫助曾青圓他的大學夢。實事求是地說，在這件事情上，媒體過多地被同情心左右，部分失去了冷靜和客觀。”而不少捐助者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感到受到了愚弄，要求退回捐助。蔡教授，我知道您對新聞策劃一直有研究，您覺得當媒介面對這樣的新聞時，應該以怎樣的立場和原則來決策和組織我們的報道？
蔡：眾所周知，媒介能夠通過對新聞選題的決策和對新聞傳播活動的策劃和組織在社會公眾中設置議程，正像西方傳播學者發現的，媒介不能決定社會公眾怎樣想，但可以決定他們想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媒介這種議程設置的功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但這種功能的發揮和運用卻恰恰是由人的意志決定的。掌握著媒介話語權的人，可以通過對報道內容的選擇、報道規模的把握和報道方式的靈活運用，將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正在發生的事件上，甚至很巧妙地去激發他們的情感，誘導他們的行為。由此，我們不能不承認，媒介對輿論的引導實在是一種主觀意志附著于客觀事實的產物。也正是因為如此，媒介在策劃新聞報道時更應該注意自己的立場和原則。
我想，媒介的傾向和情感應該有一條底線，那就是尊重事實——所有的事實和事實的所有細節。這不僅是社會公眾對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我們不能低估社會公眾的判斷能力，尤其是在這個科技高度發達、信息流通渠道劇增的時代，人們越來越耳聰目明、消息靈通，也越來越善于分辨和思考，他們對媒介的批評意識在不斷提高，新聞信息的不全面或不準確可以迅速導致他們對媒介的不信任，而媒介公信度的下降則意味著受眾的背離、市場的丟失，以及媒介所有功能伴隨這種背離和丟失的削減，包括我們所期望的“輿論引導”作用，也將因此成為泡影。
或許，我們在今天的媒介競爭中尚難看到上述因果關系的直觀表現，相反，一些媒介以自己所理解的“新聞策劃”為據，不時地干預、誘導甚至操縱事實的發展變化，反倒引起了社會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媒介的經濟效益也直線上升。但這種現象實際上掩蓋著更大的危險，如同叫喚“狼來了”的孩子一次兩次可以得逞并洋洋自得，但最終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這里，我決無否定“策劃”之義，多年的觀察和研究令我深信策劃組織新聞傳播活動（不主張用“新聞策劃”一詞）對于媒介提高報道水平和加強輿論引導之重要與必要。我想說的是，千萬不要曲解和濫用“策劃”。任何新聞傳播活動的策劃都應建立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策劃者對于規模、形式、結構、手段等的決策和謀劃，都應該以全面準確地表現事物原貌為主旨，這也正是新聞傳播的策劃與“新聞造假”、“新聞炒作”的根本區別之所在。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傳播活動策劃是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也經得起任何人考問的。
趙:那么，在情感和理智相矛盾的時候，媒介應該站在哪里？在面對需要關懷的報道對象和同樣需要關懷的社會公眾的時候，媒介應該傾向于誰？
蔡：這是一個在新聞實踐中不好把握的難題，也是一個新聞人時常會遇到的困惑。媒介的人文關懷也應該有一條底線，那就是維護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是相對于個體利益和眼前利益更加重要的東西。為什么我們在那些勇敢直面邪惡和黑暗的記者身上，在那些敢說真話主持正義的新聞作品中，更能體會到新聞媒介對蒼生的博愛、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因為這時候記者和作品都已經達到了更高的境界，他們給予社會的是苦口良藥、醒世良言。
當然，更多的時候，新聞人面對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報道對象，也不是是非昭然的客觀現實，于是不得不在取與舍、情與理之間猶豫徘徊，就像前面所說的有關“五胞胎”的報道，是同情不幸的報道對象，想方設法給他們提供幫助，還是冷靜地保持與報道客體的距離，只盡一個記者的“本份”去揭開真相？似乎難以選擇。 其實我也一直在想，就這一報道來說，北方媒介的情義和南方報紙的理性是不是一定水火不容？我們能不能追求一種既客觀冷靜、又不乏人情味（包括對報道對象的關懷）的新聞傳播境界？ 這還是一個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問題。
我記得上世紀末，北京發生了一起眼球失竊案，一位醫生沒有得到死者家屬的同意，取走了一位因癌癥去世的病人的眼角膜，為兩位角膜病人治好了眼睛。這位醫生并沒有拿病人的好處。當時很多新聞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報道，但關注的焦點大多是事件本身，對這位醫生該不該被判刑進行討論。而《中國青年報》卻用近乎兩個整版的“新聞拓展”對事件進行了更深入的開掘，如通過對同仁醫院眼庫的專訪，揭示了這一案件背后隱藏著的一個社會問題:沒有多少人愿意在身后獻出自己的器官，大量的患者為此無法進行手術。另一方面，編輯還收集了各國的法律對遺體擁有與處置權的相關條文，從這些法規的比較，啟發人們思考我國的法律建設是否已經與現實需要不相適應。 這樣的報道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人情味或同情心，而體現了對社會的責任感，表現出一種更高尚的人文關懷。我希望我們的新聞工作者能做出更多這樣有遠見卓識的報道。
趙: 您的話讓我想起越戰中美國記者的那幅著名照片。據說，就是它點燃了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并最終促使戰爭的提前結束。我不知道，面對一個被汽油彈擊中后哭喊著奔來的小女孩，有多少記者能夠足夠堅強地舉起相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戰地記者看似冷漠的行為也許契合了更廣意義上的人道精神，它為阻止更大規模的流血貢獻了力量。
新聞記者不會是惟一可能面對道德困境的人。對于這一類問題，或許我們一開始就不必尋找標準答案。而思考的價值也可能只是在于，提供一些有助于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謝謝您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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