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裝領帶的海洋中,張繼禹的一襲藍袍甚是扎眼。
張繼禹有三個身份:“嗣漢天師”張道陵第六十五代后裔、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今年兩會,他帶來了一個議案和兩個建議,都是關于中醫改革的。
“中醫的作用要發揮好,關鍵在政策的落實。作為人大代表,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呼吁多出臺一些符合中醫自身特點的政策,監督這些政策落到實處。”張繼禹很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全國兩會的會場上,一直不乏張繼禹這樣的宗教界委員代表的身影,他們積極參政議政,已成中國兩會政治生態中的一道風景。
呼吁為中醫“松綁”
裊裊音樂中,張繼禹倚在藤椅上,侃侃而談,說到高興之處,不時爆出爽朗的笑聲。
但一談到中醫目前所處的窘境,張繼禹的語氣便不免有些急迫,“你有沒有注意到,總理的工作報告里提到了中醫,原話用的是‘扶持中醫的發展’,要扶持,不能束縛!”
在他看來,現有衛生主管部門頒布的一些法規政策,嚴重束縛了中醫藥資源的充分利用。
比如,對于執業中醫師行醫的問題,張繼禹有不同看法。
現行的《執業醫師法(細則)》第五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醫師執業注冊制度。取得醫師資格的,可以向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申請注冊。醫療、預防、保健機構可以為本機構中的醫師集體辦理注冊手續! 而第九條規定“醫師變更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范圍等注冊事項的,應當到準予注冊的衛生行政部門辦理變更注冊手續!
根據上述規定,執業中醫師其實只能在某地注冊的一家醫院就診,甚至連有些執業中醫師自愿在社區定期義診也被視為非法行醫。無疑,這樣的規定,嚴格限制了中醫人才的自由流動。
“這是最令人詬病的條文!睆埨^禹表示。
中醫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綿延千余年,有著迥異于西醫的特點,如“簡便廉驗”、“醫寓”制度等。張繼禹認為,將執業中醫師限制在一個注冊的醫院的做法,使得傳統中醫的優勢都被束縛了。
“中醫和西醫不同,不需要那么多儀器檢查,不需要那么多設備支持,只要中醫師的水平過硬,取得了執業醫師資格,就應該允許中醫自由行醫!睆埨^禹說。
其實,建國后,中醫曾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自由行醫的。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的鄉間活躍著一支“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隊伍,他們大多未經過正式的醫療訓練,經過短期培訓,即可為廣大的農村地區鄉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這些人被形象地稱為“赤腳醫生”,其人數最多時一度達到150多萬名。后來者評論,稱這些赤腳醫生為解救中國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60年代的赤腳醫生,大部分是中醫嘛,學了一點西醫,對當時農村群眾的醫療條件改善起到很多的幫助!睆埨^禹表示。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在其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的奮斗目標。此次,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到,要“推進城鄉醫療服務體系建設”,重點健全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大全科醫護人員和鄉村醫生培養的力度,鼓勵高素質人才到基層服務。
張繼禹認為,中醫在其中恰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年全國“兩會”上,他提交的一個議案,就是關于《修改<執業醫師法>允許中醫自由行醫》。
在這份議案中,張繼禹提出:修改《執業醫師法(細則)》第五條和第九條,取消執業中醫師注冊制度,真正為中醫松綁,允許執業中醫師自由行醫。
“只要中醫師取得執業醫師資格,獲得了正式認可,就應該尊重中醫靈活自由的行醫風格,不要再用條條框框束縛他們,允許他們不拘一格行醫,讓寶貴的中醫藥資源為廣大人民群眾造福。”張繼禹表示。
此外,他還就中醫的改革問題提出了兩個相關的建議:一是建議取消各類中醫考試中的外語科目;另一個是改變目前全科醫生選拔中“重西輕中”的狀況。
“我選了這三個問題提出來,也是覺得目前這幾個問題是能夠推動解決的!睂χ嗅t改革的難度,張繼禹還是有著清醒認識。
參政議政的足跡
為了準備此次提案,張繼禹事先做足了調研工作,并得到了中醫界的廣泛支持。
“原來我對中醫也有些關注,近來常跟中醫界的朋友在一起,這個提案是在他們幫助下提出來的,”張繼禹坦承,“我不是專門研究中醫的,但也有自己的好處,不在這個行當里可能更加超脫一些!
張繼禹的本業,其實是中國道教協會的副會長。他有著頗為傳奇的經歷。
上個世紀80年代,張繼禹在江西貴溪縣上清鎮天師府隨父經營縫紉手工業謀生。
1983年夏,中國道教協會會長黎遇航去上清鎮參訪天師府及古上清宮遺址,地方宗教工作干部引薦當時年僅18歲的張繼禹與黎會長及隨同人員見面。交談之下,黎遇航覺其頗聰慧樸質,且為道教創始者張道陵之后裔,有意栽培,勉勵其學習文化,承繼祖教。
不久,中國道協舉辦“道教知識專修班”第二期招生,黎遇航會長便薦其入學。
自此,張繼禹加入道門,歷任中國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等職。
1988年,張繼禹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開始了參政議政的工作。他連續做了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接著,當選為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作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科教文衛委員會的委員,為義務教育的問題出力甚多。
他現在還清楚記得,當時《義務教育法》修訂時發生的那場論爭。
2005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740名全國人大代表參與提出修訂《義務教育法》的議案。
當時實行的《義務教育法》,是在1986年通過并實施的,很多規定與現實脫鉤,嚴重掣肘中國教育的發展。比如,《義務教育法》曾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但小學生、初中生仍需繳納一定的雜費,中國教育實際上一直存在著“義務教育不義務”的問題;而教育經費保障問題,中央與地方財政責權劃分方面不明晰,造成了諸多問題。
“當年《義務教育法》修訂第一稿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明確教育經費保障的問題,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張繼禹稱。
對此,全國人大提出了修訂意見,并將該意見反饋給主管教育的國務委員陳至立。陳又將該意見上呈溫家寶總理。此后,溫總理就此問題責令陳召集財政部、發改委、法制辦等相關部門一起協商,最后才確立了這個原則。
“這個經費必須要政府保障,中央政府拿大頭,”張繼禹表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機制的保障,還是總理下的決心!
2006年6月29日,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于當年的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法明確規定:國家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將義務教育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及時足額撥付義務教育經費;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用于實施義務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保證按照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義務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保證教職工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
看到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張繼禹很是高興。
可回憶起《義務教育法》修訂時的經歷,他還是不免有所感嘆:“真是不容易啊,我們十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的委員,現在大家說起來都覺得那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
“現在,這個問題終于弄清楚了,這是十屆人大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睆埨^禹說。
如今張繼禹還繼續關注著教育問題,比如教育經費投入的不均衡問題。
“政府應該承擔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經費,高等教育其實不是政府應該承擔的,不要拼命地給北大錢、給人大錢,那個不是政府應該保障的,政府應該做一些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的事!
對于未來五年中國教育的發展,張繼禹充滿信心,原因很簡單——政府開始重視了。
“這次總理的工作報告中涉及教育的篇幅非常多,而且措施也很具體,這個比較好,能落到實處,底下的人知道該怎么去做!睆埨^禹微笑。多年的參政議政經驗,使他對中國社會的政治邏輯十分熟悉。
宗教界人士積極參政議政
張道陵在立教之初,就特別倡導“太上不爭”的教義,把“不爭”作為修道之士的重要修行準則。被道教奉為典籍的《道德經》就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而張繼禹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倡導教育公平,還是呼吁中醫的改革,都在扮演著“鼓與呼”的角色。這樣積極入世的姿態,是不是有悖于信仰?
“我被選為人大代表,就應當履行自己的職責,”張繼禹表示,“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什么好猶豫。”
在他看來,無論是作為政協委員,還是人大代表,都要積極參政議政,否則就是“不作為”。
不只是張繼禹。在本屆全國兩會上,還有很多這樣的宗教界人士,他們積極建言獻策,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
從1998年開始,已經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本屆會議上提了不少建議,他所關注的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倡言國家應對此采取一些“前瞻性的政策”。
此前,作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南省佛教協會會長的釋永信已連續三年針對不同領域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議案:2005年是倡議對傳統知識立法保護,2006年呼吁對慈善立法,2007年則是倡導宗教立法。
另一位宗教界人士、安徽省九華山佛教協會會長、九華山旃檀林住持釋慧深是新當選的政協委員。作為宗教界的新委員,釋慧深將關注的焦點鎖定在“保持寺廟的清凈”上。他建議,相關部門在保護廟堂的傳統建筑及其活動空間的同時,教育游客和旅游從業人員尊重宗教的莊嚴,盡量保持寺廟的清凈和傳統風范,“特別是在宗教景點解說詞上,不能隨意”。
宗教界人士參政議政,已然成為全國兩會上的一道風景。對于他們所發揮的作用,國家給予了相當程度的認可。
“我國宗教界發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服務社會的優良傳統,努力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為創造一個有利于全國人民集中精力搞建設的社會政治環境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比珖䥇f民宗委副主任黃璜表示。(21世紀經濟報道) (本文來源:東方網 作者:馬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