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黃鳴災區采訪路線圖
本報記者黃鳴在災區采訪的路上。
作為一個四川人，在地震發生后，我返回家鄉采訪。目睹了別人的苦難，也承受了家鄉的苦難，經歷著雙重身份的煎熬。
這段親身的體驗，本是職業行為，不值得書寫；我也自慚于筆力的匱乏，無法告訴讀者更多的災區故事，反映災區人民的真情實感。下文截取災區采訪的幾個片段，幾分感動，與讀者分享，向所有災區人民和關心災區的人們致敬。
一座城市的脆弱與堅強
5月13日晚，黑暗籠罩著災后停電的都江堰，大雨澆淋著廢墟，居民們睡在車里。我跟隨山東省地震災害緊急救援隊，守候在一個叫做八五三招待所的地方。6個人在廢墟下等待救援，他們的求救聲漸漸微弱。
450噸吊車在轟鳴，救護車的警笛讓人心煩意亂。余震不斷，救援隊員一邊小心翼翼地清理磚塊，一邊還得留心這幢搖搖欲墜的危樓。受困者的家屬在外面等待，任由大雨澆透了全身。
截稿時間臨近，沒有地方寫稿，也沒有辦法上網，我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打電話口述傳稿。
現代文明是如此的脆弱。面對這場特大自然災害，人類作為特殊物種所長期擁有的優越感完全消失。
但我依然能夠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堅強。比如，在5月26日，我再次來到都江堰，探訪剛剛投入使用的中德紅十字會野戰醫院。藍天和白云下傳來隆隆的巨響，那是地震中的危樓正在被爆破拆除。
很自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談起了他的逃生經歷，在地震中，他剛買的房子和全部財產化為烏有。
我正在想如何用合適的措詞安慰他，這位臉上還纏著紗布的中年男人接下來嘆了一口氣，淡淡地說：“不過這算得了啥子呢？大不了晚十年退休吧。”
一個縣政府的簡陋與尊嚴
5月23日，我來到綿陽市安縣安昌鎮，這里是北川羌族自治縣臨時辦事處所在地。在一個賓館的火鍋廳與門頭房內，各部門以“一個牌牌、一部電話”的配備，象征著政府架構的存在與尊嚴。
每個工作人員家里都遭了災，有的人失去了親人，有的人受了傷。但他們仍然感到幸運：很多同事已經與他們陰陽相隔。一些單位的全部工作人員遇難，抽不出人來辦公。
象征權力的公章，大多被埋在廢墟之中，以至于民政局為接收好心人的捐款犯了難。權力的中心在幾十公里外的山間帳篷里，那里是抗震救災指揮部的所在地。
由于我有限的新聞經歷，這一場景幾乎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至少，在特大自然災害的剎那，權力的尊嚴向權利的尊嚴回歸，縣長和農民共享“人”這同一個身份。
一位農民的沉默與感謝
九洲體育館是綿陽市最大的受災群眾臨時安置點。5月25日，在體育館前的人行道上，我遇到北川縣擂鼓鎮的一位村民。這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個孩子的父親，背著一個破舊的編織袋，準備去投靠在建筑工地打工的親戚。編織袋里，在大山深處的廢墟里扒出的一點物品，是這個家的全部財產。
我遞給他一支煙，用四川話跟他簡單地聊了聊。他的話不多，我也不敢多問。煙抽完了，我祝他“一路順利”，隨后轉身，準備去體育館看看。
他大概走了兩步，然后回頭叫住了我，看著我的眼睛，說：“記者同志，謝謝你的關心了。”
類似的場景，據說央視記者李小萌也遇到過。一位回家取物的老農，在與李小萌交談后，說了一句讓她在鏡頭前失聲痛哭的話：“謝謝你，讓你們操心了。”
我們遇到的應該不是同一個人，但我想，他們應該有著相同的名字。
一個群體的奉獻與光榮
來自災區的志愿者為抗震救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中的事跡突出者，已經被媒體廣為報道。而更多的人則默默地趕來，默默地做事，默默地離開。
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位志愿者，是25日在九洲體育館前的公路路口遇到的。開往安縣和北川縣方向的車，都會經過這個路口。一位從甘肅天水趕來的退伍軍人，穿著沒有肩章的軍服，站在路口，替前往災區的人們攔車。
這位志愿者叫皇甫曉龍，20歲。他已經在這里呆了10天，晚上和受災群眾擠在帳篷里。由于他身上的軍裝，他攔車比一般群眾容易得多，而多數前往災區的車輛，也愿意捎上幾個人。
“雖然我沒有在最前線，但我覺得我還是為災區人民做了一點事情。”他說。
一次報道的結束與開始
在四川，不斷收到朋友的短信，詢問災區的情況，我的回復通常是：“災情很嚴重，人們很堅強。”
這是我和很多人的真實感受。災區人們的冷靜和堅強讓我難以置信。
冷靜和堅強的表象背后，是否掩藏著情緒的洪峰？樂觀的看法認為，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再深再痛的傷口也能夠忍受。悲觀的預測則是，等災區的人們不再處于舉國的關注熱潮中，痛感才會慢慢地在他們心中升起。
我在災區的任務已經結束，但災區的艱難并未結束，痛苦中的恢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希望、也相信，人們對災區的關心不會到此為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