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汶川特大地震重災區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的自殺身亡，引起社會對災區干部心理問題的關注。有關心理學專家介紹，受災的幸存者焦慮之后是抑郁，嚴重抑郁的結果是漠視生命，大災之后的半年，是受災幸存者的心理極限。
就在董玉飛自殺后的第21天，地震重災區平武縣移民辦主任羅世斌，因過度勞累去世，年僅45歲。這一事件提醒人們，災區干部的生理問題也不能忽視。
記者近日再次走訪四川重災區，發現在極端個案的背后，是許多基層干部震后持續半年的不間斷工作，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那一瞬間真想把手機砸了！”
老嚴（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是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的一名科級干部。茂縣距震中汶川僅42公里，地震后，這里成了重災區。
地震當天，老嚴和同事們一樣，從樓房里連滾帶爬地逃出來，所幸沒有被掉落的磚頭砸中。“從來沒遇到過這么大的地震。”老嚴說，“跑出來后，我跟同事說我們都成災民了，恐怕要去逃難了。”
老嚴的“災民”身份只持續了幾個小時。隨著抗震救災指揮部的迅速成立，全縣各級干部全部投入抗震救災中，老嚴開始奔波于全縣的每一個角落，逃難成了他嘴邊的一個笑話。
從2008年5月12日晚起，老嚴和所有干部一樣，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劃出了“災民”的圈子，直到10月30日，連續171天沒有休息。
老嚴清晰地記得，自己在171天里跑遍了全縣149個村、427個村民小組，最遠的一個村民小組需要驅車兩個小時，再加上3個小時的步行。
“前兩個月基本都是應急狀態，每天精神十足，兩個月以后，開始感覺到傷心、疲勞了。”震后兩個月，老嚴開始有時間掛念親人。老嚴說，那時每天在外都擔心家里的老人和兒子，一有空就禁不住思念幾年前逝去的妻子。
2008年10月31日，是羌族的羌歷新年，為了緩解工作壓力，茂縣決定各族干部統一放假5天。
老嚴打算好好地睡上一天，再陪老人孩子吃一頓團圓飯。可10月31日早晨，隨著手機發出一陣震動聲，老嚴的美夢被驚醒了。
“一聽到手機震了，我就知道肯定又有什么事，那一瞬間真想把手機砸了！”老嚴告訴記者。
那天，老嚴的任務是協助一批專家，對全縣地質災害點進行排查。整整一天的奔波，讓老嚴好好睡一覺的愿望泡了湯。那一天里，老嚴幾乎每半個小時接一次電話。震后的第1天假期，依然在奔波中度過。
“太多的細節需要協調，就算在家休息，這一個接一個的電話，也讓人沒法清靜。”老嚴一臉疲憊地說。和記者談話的將近1個小時里，老嚴的手機響了7次，在第7次掛斷電話后，老嚴緊緊盯著自己的手機，苦笑了一下。
他打趣說，現在余震來了基本不會往外跑，但是手機震了，那十有八九要往外面跑——要出門辦事了，所以手機震動可比余震可怕啊。
即便如此，在171天中，老嚴從沒關過手機。“可不敢關手機噢，大大小小的事那么多，老百姓都在等著我們，哪個干部敢關機噢。”說到關機，老嚴立馬表示了否定。
成家的干部比光棍更孤獨
2008年11月3日，四川省應急志愿服務總隊的心理學專家格桑澤仁教授，在對茂縣干部群體的心理調適中，拋出了一個問題——你在忙什么？
老嚴說，就是在忙，各種繁雜的事務和會議占去了大部分時間，剩下的時間就是下鄉。
和老嚴一樣，縣衛生系統工作的干部小季，也是在下鄉、開會、處理雜事中度過了171天。在國內奶制品安全問題最嚴重的日子里，小季跑了全縣19個鄉，把鄉里每戶有嬰幼兒的人家走了個遍。
小季每天早出晚歸，妻子小雨通常是在睡醒一覺后，看著小季走進家門；年幼的兒子每天晚上睡覺時，小季還沒回家，早上醒來時，小季已經走出了家門。
“我兒子已經好長時間沒和我說話了，我很愧疚。”小季翻出手機上孩子的照片，仔細地看著。
在四川省應急志愿服務總隊的討論會上，一位心理學老師曾提出“災區干部的心中，孤獨感會不會很強烈”的命題。
老嚴說，自己并不孤獨，“妻子幾年前去世了，兒子已經大學畢業了，我每天和同事們一起工作十幾個小時，反而充實，不感到孤獨了”。
小季則說，自己和家人都感到很孤獨，“正常的生活全被打亂了，在連續高負荷運轉下，在家的時間很少，家里感覺少了一個人，我感覺丟掉了一個家”。
老嚴告訴記者，他和小季之間的這種心理差別在災區很普遍。單身的干部牽掛少一些，就不會感到太孤獨，而成了家的特別是結婚時間不長的干部，長時間工作下來，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
成都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的萬群老師認為，孤獨可以通過許多途徑去化解，災區干部由于工作強度大，可能會缺乏化解的途徑，從而導致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老嚴通過工作來化解孤獨方式，只是暫時把這種情緒壓抑下去，但情緒沒有得到適當的宣泄，對他來說并不是件好事，將來有可能產生更大的問題。
就算強制休假也不敢真正放松
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自殺后一個月，四川省委組織部2008年11月初下發了《關于抓緊做好關心愛護災區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2008年年底前，強制輪流安排災區干部休假。同時，適當將重災區的部分干部輪換到非重災區工作，并安排心理學專家對基層干部進行心理調適。
然而，這一政策在實際中很難執行，許多干部因為各種事務纏身，實在脫不開身，休假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小季就是個例子，由于災后重建遇到的公務比災前翻了幾倍，小季只有用增加工作時間的方法，完成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人來幫我，那休假幾天后堆起來的工作任務，肯定沒辦法完成，這樣的話我寧愿不休假。”小季說。
對于強制休假的措施，小季認為來得有些晚了，如果早點意識到基層干部身心問題的嚴重，北川、平武出現的干部悲劇也許可以避免。
對于現在出臺的休假措施，小季說，要看具體怎么落實，如果沒有工作量上的實質改變，就算強制休假也不能真正放松。
老嚴則認為，依據他在工作中的經驗，確定每周的最低休息時間，實行彈性休假制度比較可行。
“長時間連續工作會效率下降，難免有磨洋工的時候，自己最了解自己工作的進展，不如自己決定什么時候休息，只要工作不落下就行了。”老嚴表示這樣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讓大家有時間休息。
專業測評：災區干部心理問題明顯
2008年11月初，成都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師們，編制了一份簡短的人口學問卷，問卷連同SCL－90癥狀自評量表（目前使用廣泛的精神障礙和心理疾病門診檢查量表），隨機發放給70位災區干部。
調查發現，23.7％的干部有親友傷亡，85.1％的干部有財產損失。工作量比震前大的干部占總數的78.7％，感覺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有沖突的占70.3％，認為自己需要心理幫助的占61.1％，其中表示自己非常需要心理幫助的占8．3％。
SCL－90癥狀自評量表結果顯示，災區干部在軀體化、抑郁、強迫、敵對、偏執和精神病性因子方面顯著高于正常值，災區干部的心理問題明顯。
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督導師、成都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盧勤告訴記者，一位災區干部曾經向她訴說自己經常失眠、頭痛，有種要崩潰的感覺，但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想到還有那么多百姓，自己就不愿意休息了。
對于SCL－90癥狀自評量表的結果，盧勤表示，敵對、偏執、強迫等因子偏高，是由于工作繁重，加上受災后無法發泄情緒而帶來的憤怒；軀體化、抑郁等則源于喪失親人、家園卻沒能充分地表達哀傷。
“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干部們自身的身心健康必然受到威脅。”盧勤說。
西南民族大學政治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仁孜澤仁告訴記者，該學院教授、學生自2008年11月12日起，在汶川縣建立“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工作站”。據工作站師生了解，目前汶川縣的許多干部家庭一分為三，孩子在外地復課，夫妻二人各自下鄉掛職，家庭成員聚少離多，加上長時間高強度工作，很多干部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
工作站的師生還注意到，災區干部基本都能感覺到自己需要心靈上的幫助，也非常希望專業的心理學專家和社工隊伍長期扎根災區。仁孜澤仁表示，西南民族大學的心理調適隊伍，將至少在災區連續工作兩個月。
目前，4支四川省內高校的心理學專家隊伍，已經進駐重災區，他們將連續工作60天,對災區干部、群眾進行心理調適。盧勤表示，專業的隊伍長期在災區開展工作，有助于心理調適取得理想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