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與劉嘉玲緊扣十指步上紅地毯。在眾多身穿一色晚裝的女星中，劉嘉玲的紅黃藍寬松彩裝讓她備受矚目。不過，雖然吸引了眼球，卻付出了“增齡”的代價
范冰冰一襲墨綠禮服，貴氣十足，只是略顯腰粗。
袁泉造型清純，張靚穎形象狂野。她們在頒獎典禮上表演了《電影之歌》的片斷。
章子怡手持小數碼走走停停拍拍，場面、粉絲、友人均入鏡，包括合作伙伴梁朝偉及其女友。 蒲東峰 攝
今年的金像獎與往年有很大不同。25年對國際知名電影節來說，可能顯得有點兒年輕，但對香港而言，能夠堅持下來已不是一件易事。再加上中國電影百年，搞得盛大點當然無可厚非，但香港電影真的盛況空前嗎？未必如此。除了大家看到的獲獎和落敗，風光的背后其實有著更多隱痛和影人對電影的擔憂與希望。
難處
下次如果大家都不同意在紅館搞，我可以說OK啊。但我會提前五天關電話，誰也別找我要票，誰也不要說我拉不到贊助。———文雋
頒獎前夜，香港金像獎主席文雋在黃埔的海逸酒店宴請金像獎活動部分重要來賓。這是一個小規模的聚會，文雋、唐季禮等人分別主持各桌聚餐，與來賓交談。餐廳的墻上有紅色橫幅打出“歡迎會”的題目，但沒有人致歡迎辭。大家松散地坐下來后，就開始進餐交談。雖然看上去輕松隨意，但也顯得過于平淡。文雋、侯孝賢、吳思遠、黃建新等坐在一起，話題比較沉重。菜過五味，文雋遲遲未起身去別桌敬酒。唐季禮則著意打扮了一番，淺色西裝，領子上佩戴著精致別針，因為當天是他的生日。他的心情還不錯，頻頻舉杯。他第二次起身敬酒搞氣氛之后，文雋也許因此受到感染，也起身離坐，開始轉桌敬酒，還說“招待不周”。其實，并非文雋疏于小節，而是本屆金像獎確實主辦不易。金像獎今年是第一次在紅館舉辦。紅館能容納12000人，現場人數可能是歷屆最多的。內地各大制片公司、發行公司和電影人均組織了大規模代表團前來，因此本屆也是內地和香港電影人最大規模的聚會。要舉辦大聚會，自然需要大場地，這是選擇在紅館舉辦活動的重要原因。另外，香港特區政府每年都給金像獎補貼資金，今年可能是最多的一次。不過，很多贊助商給錢后，便要求得到大量入場券，招待自己的客戶，這也導致主辦方不得不選擇較大場地來辦活動。原本應該皆大歡喜，卻招致了非議，因為贊助商們給的費用難抵紅館昂貴的租金。結果，不少輿論指責文雋搞金像獎就會亂花錢。
隱痛
辦金像獎不是因為影片多，需要發獎搞搞熱鬧，而是因為它已成為香港電影人拍電影的動力。即使電影數量減少，花再多的錢，都要辦金像獎。———文雋
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看著香港電影長大的。從《英雄本色》到《古惑仔》再到《功夫》，香港的商業電影影響著整個東南亞地區的電影發展。在上世紀90年代初，香港電影每年的產量在200多部，好的年份會突破300部。同時，香港電影的工業化也締造了不少世界著名影星。然而現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期已過去10多年，電影產量逐年滑坡，今年甚至還不到50部。我們能看到的，只是靠大手筆投入制作出來的幾部而已。這是香港影人所遺憾的，是他們默認且藏在心中的一種痛。無奈之下，影星也好，影業公司也好，紛紛將目光轉向內地。
擔憂
搞大學生藝術院線，是為了培養更多的電影觀眾，為新導演找到出路；我們定低票價，5塊錢，就算只有二三十萬元的票房，我們也要做。———黃建新
在金像獎的歡迎晚宴上，沒有人談論第二天誰會得獎是讓我最詫異的一件事，好像我們參加的根本就不是一個頒獎禮，而是一次兩岸三地的影人交流會。共同的話題是怎樣開辟更多的院線，讓更多的電影走進院線。臺灣的侯孝賢、香港的吳思遠以及內地的黃建新，三位導演的話題始終是各自地區電影的發展狀況及彼此的意見和經驗。為了能讓更多新導演的電影和更多的國外“藝術電影”面向大眾，他們已經努力了近10年，這讓我感到震驚。這些導演已不再把拍電影作為最重要的事業，而是將工作的重點放在如何扶持新導演、如何讓電影更深入到大眾中間這些方面。如果電影不能面向大眾，如果年輕導演的電影總受美國大片沖擊而不能上映，中國電影則很難發展，更不要提什么成就。這種擔憂是所有中國影人所共有的，因此，他們愿意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幕后工作上。
希望
臺灣電影已經死了，香港電影也不景氣，中國電影要發展，必須兩岸三地共同合作，才有希望。———侯孝賢
希望，是香港影人最想聽到和看到的一個詞，他們想看到香港電影的再次蓬勃，想看到中國電影未來的美好前景。頒獎禮上，每一位頒獎嘉賓與自己所要頒的獎項都有一定的聯系———或許以前曾得過該獎項，或因為有某些話題性的內容存在。但無非都是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讓大家有一些看頭。我想，香港影人最希望看到的是，香港電影甚至中國電影的發展是靠中國人的共同努力。所以，在這次金像獎頒獎禮上，我們看到最受關注的獎項———最佳影片獎，是臺灣導演侯孝賢、香港影人成龍和內地導演黃建新共同頒發。大家看到的是兩岸三地影人在一起的畫面。這是香港電影的希望，也是中國電影的希望。
記者手記
尋梯二人行
這是我第一次報道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雖然此前做了許多準備，但是在頒獎典禮舉行的前一天，還是發現準備得不是很充分。聽香港同行說，由于采訪星光大道的記者特別多，攝影記者一定要占據有利的位置，否則所拍的照片根本沒法用。聽完這番話，本報攝影記者開始憂心忡忡。由于不可能從北京帶來攝影梯子，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買一架梯子。兩個人到街上轉悠了一圈，發現這里最簡陋的兩級梯子也要160元港幣。對于我們來說，這把天價梯子其實只有一個多小時的用處，就是讓攝影記者在星光大道地毯邊上登高———站得高看得見。本來考慮用完后實施“拋棄計劃”，即拍攝完星光大道后就把梯子扔了。但是，這樣做實在有些浪費。可遠在香港，這把梯子又沒法帶回北京，怎么辦呢？想求助所住酒店維修班，希望他們出借梯子，但遭到拒絕。工作人員稱，梯子隨時要為酒店房間換燈泡用，不能外借，所以只有向我們表示抱歉。如此一來，我們只有寄希望于賣梯子的五金店老板把梯子租給我們。老板起先不肯，認為這樣就沒法做生意了。但耐不住我們的軟磨硬泡，最后同意在不損壞梯子的情況下，以60元的價格租給我們。我們付了160元的押金后，拿著類似施工用的梯子走進了香港街頭的人流中。記者 曾家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