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電影節想清楚再出發
焦雄屏近年來為各種華語電影的海外行銷工作而奔波，成績斐然。去年，由她制片的《綠帽子》在紐約翠貝卡電影節一舉奪下最佳故事片獎和最佳攝制者新人獎兩項大獎；今年，她又把李少紅導演的《生死劫》推銷到翠貝卡電影節上，再次斬獲最佳故事片獎；而觀眾熟悉的《孔雀》更是一鳴驚人，在第55屆柏林電影節中獲得銀熊獎。
憑借多年的海外發行經驗，她認為，影片也要挑電影節，是適合柏林、戛納、還是威尼斯等，一些藝術性很高的電影，如果去五光十色的電影節很容易被埋葬掉，所以一定要認清楚再出發。作為《孔雀》的海外發行人，焦雄屏把《孔雀》在柏林的成功歸結為“選擇了地勢有利的戰場”。“《孔雀》最適合參加柏林電影節，因為那里沒有強烈的商業性和藝術性評獎傾向，包容性比較大。但這部貼近生活的影片去戛納一定是另一種命運。在那種強烈個人化傾向和視覺沖擊的評獎標準下，它很快就會被埋葬在絢爛富麗的世界中，失去自己應有的光彩。”
“當一部電影獲得一定的國際聲譽后，要盡快把這種聲譽轉化為產業實力，不然，浪得虛名而不化作真正的產業實力沒有意義。”
產業興則大家興
焦雄屏并不贊成為了電影節而拍片，她認為，拍完片應該有準確的資訊來判斷怎么推動電影的行銷，應該把得獎當成一個過程，而非結果，得獎后或不得獎后怎么行銷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或許不希望看到內地電影重蹈臺灣電影走過的彎路，焦雄屏這次來青島幾次呼吁，中國內地現在迫切需要制片人制度，需要更多的制片人來投資電影，電影人應該好好地整合電影觀念，使其變成一種規律，而不要像雜草叢生，把錢都浪費掉了。
接著她道出了自己的隱憂。“目前內地電影只談對外推銷，而不固守自己的特色；只注重導演個人魅力、個人英雄主義，而不管制片人的生存；只為了鞏固個人地位，躋身于知名導演行列，而不管整個產業的興衰。這與我在臺灣看到的藝術導演走的路子是一樣的。他們也曾普遍認為電影是自己的作品而不理觀眾成分，不顧制片人的生存。”
焦雄屏說：“產業興則大家興。個人的極至化、尖端化，這樣的導演什么時候都有，世界各國都有，但不見得人人適合做。如果導演都想變成臺灣的蔡明亮、香港的王家衛，那這個產業就很吃力了，蔡明亮的一些電影在臺灣幾乎沒有觀眾，他們的電影市場在整個產業中非常小，僅限于日本、歐洲等地。”
焦雄屏個人一直參與電影的創作，她說自己推出電影的標準一定要照顧到商業性。“我現在在許鞍華導演的《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一片中任監制，這是部藝術性很強的電影，但我也盡力用商業手段來保障市場。比如啟用明星，并好好包裝周潤發、斯琴高娃、趙薇等。”
各類電影要并存
焦雄屏認為，華語電影有一流的導演，但卻不是一個多元化的狀態，現在很多電影人提出1000萬元以下的電影不要談了，大家都投資1000萬元以上的電影。這樣很不好。中國人不能兩三年等一部《無極》吧，那么多片場、那么多的產業人士還要工作。各種類型的電影都能生存才是一個良性狀態，如果觀眾只能看到《英雄》、《功夫》、《神話》這樣的大片，他們的多樣化需求就被抹煞了。
她直言現在臺灣的電影產業狀況非常混亂，香港的產業狀況只剩下商業可言，如果內地也走單片集中制的路子，就會和現在的港臺一樣，容不下任何多樣性。
不過，焦雄屏樂觀地表示，《孔雀》的行銷讓她增添了信心。“當時《孔雀》的國內發行公司預測全國票房達到100萬元就不錯了。我聽了非常吃驚：難道中國電影這么灰暗嗎？最后影片從柏林捧回了大獎后效果還不錯，國內票房超過1000萬元。我覺得這個獎最大的價值是證明了觀眾有接受這類電影的潛力。”
不能讓好萊塢操控我們
像其他港臺電影人一樣，焦雄屏也對內地電影的未來持看好態度。她說：“去年中國電影票房總收入為15億元，以人均潛力來看，發展空間非常大，況且電影現在還是奢侈品。《七劍》我是在北京看的，票價70元一張，當人均消費水平上去的時候，票價一定會降，電影將越來越會成為大眾文化。”
焦雄屏表示現在應提防以偽裝形式進入中國的好萊塢電影。“有些電影偽裝成中國片，但事實上它后面是以美國為首的外國資金在操作，我覺得要防止這樣的電影，不能讓好萊塢操控我們的電影市場，造成新的霸權。這是個倫理問題。當國內電影人用這些外來資金活絡市場時一定要考慮清楚，將來會不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