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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一個人是容易的。尤其是用你的矛，繞過他的盾。只不過太多這樣的批評沒有一點意義。看電影就是看電影，最好談感受，別掰扯道理。如果掰扯道理，我們就應(yīng)該把電影放到一邊去
缺乏類型片的地方，會發(fā)展出兩種傾向，一是夸大單部電影的作用，比如把電影和藝術(shù)、文化、民族、意識形態(tài)等連在一起。這在邏輯上并不能說明什么，因為任何一個東西都和上述詞匯發(fā)生關(guān)系。第二個傾向是貶低類型片，比如把它和公式化、沒腦子、缺乏創(chuàng)造性連在一起。但是，你用的windows就是一種“類型”。如果不需要windows，可以用金山，還可以用算盤，還可以心算，都可以玩出花活兒來。
戈達爾是最反類型片的人，我看他接受《三聯(lián)生活周刊》采訪時說，他自己與其看日本和歐洲的濫片，不如看美國的濫片。就是這個意思，類型片有事先確知的、不低于購買成本的口味。他還說，大部分非美國地區(qū)的電影，不過是些各自風(fēng)格的美國式電影。這話說得更好，因為如果你沒有自己的語言系統(tǒng)，你會發(fā)現(xiàn)你一開口說的就是別人的話，你以為是自己的話，其實不是。
這10年來，中國電影在類型片上的發(fā)展微乎其微。反而是電視劇發(fā)展出了比較成熟的清宮戲、公安戲、家庭倫理戲等等類型。《康熙微服私訪》都拍到第4部了，什么地方改進，推出什么新人，如何把生產(chǎn)過程流程化、標準化，如何節(jié)省成本，如何預(yù)先收回成本，如何把盤子再做大……這些都是經(jīng)驗。不過這是題外話。
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為人所知的，就是香港的動作片。所以能到美國發(fā)展的電影人，基本都是動作片的明星、導(dǎo)演和武術(shù)指導(dǎo)。《臥虎藏龍》最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將武俠片類型翻新。但李安拍完這么成功的一部影片后，轉(zhuǎn)身還是去拍英文片了，可能興趣使然，更可能的是沒有把握繼續(xù)成功下去。
《臥虎藏龍》是個例外，《英雄》想把例外變成類型。張藝謀在飯桌上，說了一句話:“如果《英雄》能在美國取得好的票房收入，那就證明，集合華人優(yōu)秀力量，是可以在全球電影市場中有所作為的，不是文藝片，而是某個類型片種，比如武打片，動作片，驚險片。”
不是藝術(shù)片，而是商業(yè)片;不是獎項，而是市場;不是好萊塢，而是華人;不是華人圈，而是全球。市場仍是人家的，所以我們的產(chǎn)品不可能是偏重人文的文藝片，而是重視技術(shù)與技巧的類型片。以他陜西人的個性，是想直接跳出中國的電影市場，去國際市場上做類型片。這個險當然很大。
可以這么推想張藝謀的思路:要拍個中國故事，不需要跟各國的老百姓大段大段解釋背景(還要用字幕解釋)就能看，那首推秦始皇的故事。講他統(tǒng)一六國嗎？太宏大繁雜了，不好把握，前有《荊軻刺秦王》為鑒(那是一部不成功的影片，但并非不是一部好電影)。那就講刺秦王吧。怎么個刺法能充分展現(xiàn)動作？那就需要不止一個刺客。怎么能有打動普通人的情感和俠義？那就設(shè)置一對有矛盾的情侶刺客，和一個能刺不刺的刺客。此外，無非是場景要換——《臥虎》已經(jīng)拍了北京皇城、新疆戈壁、江南小鎮(zhèn)和云山竹林;臺詞要少而酷——不僅考慮觀眾還要考慮那幾個香港演員，等等。這些都不是多難的事兒，但需要明白人來辦。難的在哪兒？在動作。《英雄》的最大難點，仍然在于武戲怎么打，怎么拍。我覺得享受一個東西，就要去享受他最賣勁兒、最受罪的地方。他抬轎子你不坐，你非跟他邊走邊聊？
絕大多數(shù)人用電影來娛樂，但用來思考甚至指導(dǎo)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人也有。而且覺得自己最激烈和最前衛(wèi)的人，常常是那些受傳統(tǒng)影響最深的人。比如批評類型片的人常常也是喜歡王家衛(wèi)電影的人，但用后者和用前者來影響自己的生活其實同樣可笑。這樣的人常常試圖跟每個導(dǎo)演直接對話，跟導(dǎo)演比思想深度。
記得1999年《星球大戰(zhàn)》出了前傳一，全美國的媒體跟瘋了似的，跟盧卡斯那兒撿各種芝麻大的事兒當頭條來報道。這是娛樂媒體該干的事，就跟我們這兒的娛樂媒體熱衷于帥哥靚女的芝麻大的事兒一樣。但這么大的事兒，《時代》周刊也得報道吧，我認真看了那個巨長的封面故事，全是盧卡斯和一個高級編輯在那兒扯淡，什么“我想針對世紀末來講一個全球性的神話”呀，什么“我想用它來應(yīng)付今日社會的問題”呀，玄得沒邊兒。但兩家人配合默契，活兒干得漂亮，說真亦真，說假亦假，端的看你是不是入這個套兒。(本文作者為《演藝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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