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姑娘扒在門縫那兒”,黃磊笑著回憶,“她手不好看,冬天嘛,凍得通紅,我說你手長得跟胡蘿卜一樣,她就在那兒笑。1999年12月31日,《人間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臺灣一個偏遠的小鎮(zhèn)宣傳,那時人也沒什么名氣,戲也還沒火。
周迅
“一個小姑娘扒在門縫那兒”,黃磊笑著回憶,“她手不好看,冬天嘛,凍得通紅,我說你手長得跟胡蘿卜一樣,她就在那兒笑。我經(jīng)常逗她笑,她怕長眼袋,就摁著眼睛笑。那水靈。”黃磊從片場趕來,帶著戲妝,頭發(fā)亂糟糟的,說起話來鏗鏗鏘鏘,有點憤世嫉俗。
當他提到周迅的時候,表情一下子就柔軟了。
1999年12月31日,《人間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臺灣一個偏遠的小鎮(zhèn)宣傳,那時人也沒什么名氣,戲也還沒火。夜里回程臺北的路上,倆人包一輛小面包車,車開啊開,周迅困得不得了,突然車里的廣播響起。黃磊記得很清楚,廣播說的是,你們知不知道跨越千禧年的時候你跟誰在一起,你將和他一生糾纏不清。
“這時開始倒計時,我才意識到跨年了,八、七、六、五……我就看著她,她就沖著我笑,她說咱倆糾纏不清,我說不會吧,咱倆,二、一,我們倆手拉著手,跨了一個千年。我說新年快樂,她說磊哥新年快樂。”
從臺灣回來,兩個人沒有往來,10個月后,他們雙雙接到了《橘子紅了》的劇本。黃磊忽然發(fā)現(xiàn)原來糾纏不清是在《橘子紅了》里面,而那個半年的糾纏不清像一輩子那么長。
《橘子紅了》最后一場戲,倆人訣別,戲里周迅懷著黃磊的孩子,他們那天來得很早,面對面坐著,還沒拍,周迅就哭,黃磊也掉眼淚。那場戲拍完黃磊覺得很累,心臟不舒服,他跟周迅說自己去影棚門口抽根煙,周迅跟出來,也抽煙。就在那個門邊上,黃磊說,“她站在我旁邊,忽然我覺得像過完一輩子,兩個人站那兒像過完了一輩子。”
那之后,黃磊只見過周迅很少幾面,在明星云集的活動現(xiàn)場。他說周迅總是明星當中王冠上的最璀璨的一顆小珠子。“她一看見我,就喊磊哥磊哥,跑到我這邊,有時坐我腿上,有時坐沙發(fā)座兒上,坐我旁邊。”
黃磊有些高興,又有些悵悵的,他說起自己喜歡在片場看書,周迅很崇拜,常常找他聊天,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半月談”,半個月長談一次。“但是后來這半月談,半年也不談,現(xiàn)在快半生都過完了。”
1999年,高曉松找到周迅的經(jīng)紀人,說,錢只有您要的十分之一,但我只要她35天。當時是夏天快過完秋天還沒來。高曉松說,35天就是夏天到秋天,一片樹葉子從樹上落下來的時間。我們不做什么,這35天也會過去,葉子從樹枝上離開,掉落到地里。我們拍這個戲,一起用這35天,葉子怎么落下我們把它記錄下來了,不然的話,葉子也落了,但是這段生命狀態(tài)沒有留下記錄。
就這樣,周迅出演了電影《那時花開》。
黃磊的瞬間,高曉松的瞬間,周迅全忘了。“金魚的記憶只有7秒,是吧?我是大金魚。”周迅對《人物》記者說。
《人物》記者在廈門、福州片場待的5天里,周迅當眾哭了兩回。一回拍洪水肆虐,周迅要在暴雨中沒入齊胸深的冷水里掙扎,每次下水前,她喝一口金門高粱酒。那場戲拍了一條又一條。凌晨時分,每個人都又冷又困地熬著,周迅大聲喊岸上的男友、經(jīng)紀人、朋友、記者和工作人員都過去,一定要讓所有人把手疊在一起,不許松。她眼睛一閃一閃,哆里哆嗦地說,“做任何事,我們在一起”,說完眉毛一蹙,滾下兩行熱淚。
還有一回,幾個老朋友來片場看她,得知周迅的美籍華裔男友Archie聽不懂中文,不管會不會,每個人都搭配著手勢比劃努力地講英語。周迅坐在一旁怔怔看著,突然說,“為什么那么開心”,又哭了。
周迅一到公共場合露面,身邊小十號人就惶惶不安。2008年,拍電影《女人不壞》間隙,周迅去王若琳的彈唱會現(xiàn)場玩,樂評人戴方記得,大伙兒在后臺喝酒聊天,她接到周迅當時的經(jīng)紀人黃烽的電話,說小周沒接電話,你一定要提醒她,今天記者特多,注意一下形象,別叼著煙之類的就出來了。戴方如實轉告,周迅也記住了不能叼煙,但是轉眼就拿著一個酒瓶子出去了。旁邊一個女明星則先把酒倒進紙杯里,很自然地端出去,看不出來喝的是什么。第二天,周迅就和酒瓶子一起上了報,黃烽問她,“小周啊,怎么回事?”周迅答,“你沒說不能拿酒瓶子!”
和劇組相比,錄唱片的團隊小太多了:總共4人,周迅玩兒心一起,剩下仨全被帶跑,最后4個人錄10首歌抻了一年半——相當于周迅拍50集電視劇《紅高粱》和3部電影的時間的總和。
2002年第一次見制作人、“火星電臺”樂隊的曾宇和黃少峰時,周迅抱著兩瓶香檳就來了。“10年前我跟陌生人見面,害羞得真不知道該說什么!我想,怎么辦,我先揣(喝)兩瓶香檳吧,喝了酒話比較容易往外說。一見面,我們喝!然后過程就變得比較輕松,我們仨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跟黃少峰就結拜。”
那段歲月周迅一說起來就兩眼放光,“錄音棚在一個湖邊上,今天錄不出來,ok,大家歇會兒,聊天,溜達,然后還到鄉(xiāng)下去放風箏。在棚里就做游戲,演戲嘛,燈一關,我演特別多錢的制作人,所有人都要來討好我。我們瘋的時候,曾宇就在那兒,哎,差不多錄兩句吧。”
樂評人戴方那會兒跟他們混在一起,她說唱片公司老板宋柯曾帶著這個小組織見過李宗盛,看李宗盛能不能幫著做幾首歌。剛開始一切很好,李宗盛帶他們到自己棚里、到家里聊音樂,漸漸地,“大哥也扛不住了”,因為這女孩“太暈了,太另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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