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書鐸先生主編的三卷本《清代理學史》，是繼侯外廬先生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之后，又一部研究理學發展史的巨作。它不僅完整再現了清代理學的演變，使理學史研究終呈完整面貌，而且以多維的視角，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學術貢獻。

    第一，該書不同于以西學來詮釋中學的做法，不唯西是從，從史實出發，抓住了清代理學的歷史特點，予清代理學以科學定位。

    研究清代理學，首先面對的是如何定位清代理學的學術地位的問題，而這又與如何認識清代理學的學術成就相關。

    清末民初以來，清代學術史的奠基者首推梁啟超、章太炎和錢穆。三位先生學術異趣，但對清代理學的總體評價則大體一致，即對清初的理學多持肯定態度，而于其后的理學則少有認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理學在學術創新方面沒有突破。現今的學術界基本繼承了這一評價思路，除對清初理學有著較高的學術評價外，對于康熙以后的清代理學的學術成就基本不置一辭。

    《清代理學史》繼承了學術界對清代理學的這種總體定位，認為清代理學“無主峰可指，無大脈可尋”，沒有出現可比肩程朱陸王的著名學者，一些所謂的理學名臣、名家，也不過是守成多于創獲。但是，清代理學在清初有了一個重要轉向，即重視綱常倫理，強調躬行實踐，這在事實上成為清代程朱理學演變的實際主調，也是清代理學與宋明理學有所區分的重要特征。同時，受清朝社會變化的影響，理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展現出不同的面貌，如清初理學的崇實與注重經世致用，嚴辨程朱陸王，清中期理學的沉寂以及與漢學的對峙，晚清理學的“復興”、漢宋調和與中西沖突，對這些特征的歸納非常有助于了解理學的內在變化。

    第二，該書不同于就思想談思想，就學術談學術的做法，深入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把握清代理學的興衰。

    儒學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哲學，于程朱理學在宋、明、清等王朝的官方地位尤其可以見之。與此相對應，理學的命運就不可避免的同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把握清代理學尤其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的興衰，就不能不考察清朝文化政策的影響。《清代理學史》于此著力甚多，在每一卷的開篇都有論述。

    如順康兩朝的崇儒重道，特別是康熙明確扶持程朱理學，并使之成為清朝的官方哲學，無疑為飽受批評而走向衰落中的理學注入了一注強心劑，而康熙本身的理學造詣以及對所謂真理學的提倡，則使程朱理學最終呈現了重視綱常倫理和道德實踐的“崇實”面貌，其學術生命力進一步喪失。至乾隆中期，隨著乾隆帝對程朱理學的懷疑以及對經學之士的贊賞，理學無論在廟堂還是民間都飽受漢學的沖擊，其威信受到相當打擊。至于晚清，理學雖依然高居廟堂，從朝廷到民間都有大量學者在盡力維護其地位，無奈時事迫人，它最終還是從文化政策的獨尊地位逐漸滑落，并在西學和新學的沖擊下僅具象征意義。

    第三，該書重視政治環境，也看重內在理路，注意從儒家學術內部學派關系的角度，觀照清代理學的變化。

    《清代理學史》對于理學與儒學內部其他學派的關系作了全面而清晰的論述，主要涉及理學內部的程朱陸王關系、理學與今文經學的關系以及貫穿清代學術史主線的漢學和宋學的論爭與調和。其中，該書對漢學和宋學的關系作了尤為詳細的考究。

    誠如書中“緒論”所說：“漢宋關系是貫穿清代學術史的一條主線”。而論爭與調和是雙方關系的主要特征，這在乾嘉以降表現得非常明顯。清代漢學興起的原因多種，而清初學術界對理學末流的反思引發的“回歸原典”的取向，以及清初和清中期清王朝提倡稽古右文與文化專制政策的交叉運用，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從漢學萌發階段，它就顯示了與宋學不同的學術特點，并對后者持批判態度。這在漢學處于輝煌時期的乾嘉時期，顯得尤為突出。而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的面世，引起方東樹的強烈不滿，以《漢學商兌》進行回擊，更被學界普遍認為是漢學和宋學爭論的高峰。不過，從總體上看，漢學和宋學之間一直沒有爆發直接交鋒，以書面批評居多，主要是理學者不滿漢學的取向，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戴震等漢學家的義理闡釋。嘉道以后，清王朝面臨統治危機，經世思想再度抬頭，儒家學術也無暇內訌，終使調和成為漢宋關系的主流。在這一過程中，理學始終是雙方關系的主角，而其主要意圖則是對自身地位失落的一種維護。當然，理學自身也開始有了些許變化，如承認漢學治學方法的合理性，肯定漢學家的經學成就，并在治學時加以運用和吸收。

    第四，該書重視儒家學派間的關聯，又不忘中西文化間的比較，從近代新文化的角度認知清代理學的保守。

    自明中期西方天主教士東來，西方的宗教思想和自然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儒學（主要是理學）與西學的關系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清代前期和晚清時期顯得尤為突出。在清前期，雖然受康熙帝偏好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學界出現了一些學貫中西的著名歷算學家，也有一些理學者對西學表現出興趣，但從總體上看，理學陣營對于西學，尤其是西方的宗教思想是持普遍的排斥態度的。這種取向在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得到延續。盡管這時隨著經世思想的高揚，理學陣營發生了分化，一部分理學者在現實危機面前容納了西學，但“中體西用”模式卻支配了晚清理學對待西學的態度，反對容納自然科學和實用技術以外的任何西學知識成為共識，而其中一部分極端的理學者甚至成為盲目排外的代表。所以，顯現在我們面前的理學對待西學的態度，總是保守、頑固多于吸收和容納。

    儒學思想體系內部不乏變易革新思想，但在面對西學沖擊的時候，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沒有顯現出能夠應對現實的足夠的開創勇氣和“有容乃大”的氣魄，卻逐漸成為保守的代名詞，這不能不值得我們深思，從另一個方面也顯現出理學無力承擔推進近代中國變革的歷史任務，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該書重視精英話語的分析，也強調大眾文本的意義，擴大到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范疇，考察清代理學的歷史作用和影響。

    程朱理學在清代是官方哲學，“以學術正人心”、“化民導俗”一直是它的核心任務，因而它對清代社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考察這一點也是研究清代理學史必須要關注的問題。

    《清代理學史》在每一卷都對這個問題作了闡釋，在中卷和下卷著墨猶多。我們看到，理學在懸為功令的科舉考試中毫無疑問居于核心地位，它在以書院和私塾為中心的學校教育中不僅成為教學的主要內容，而且成為引導士子修身的規條。在文學層面，桐城派使得理學成為“文以載道”的中心，并在清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民間社會生活層面，理學對于規范人們行為、塑造民間道德有著強烈的約束力，這在有著崇尚理學傳統的徽州顯得尤為彰著。

    從歷史時段來考察，理學在社會層面的影響，則經歷了一個從居于統治地位到逐漸消退的過程。由于統治者的推崇，理學盡管飽受漢學的擠壓，仍然能夠以廟堂之學的姿態成為影響社會的主流思想。但是，晚清社會之劇變為前所未有，西學的沖擊力也遠非儒學派別內部爭論可比，理學雖極力想維護其核心地位，依順“以學術正人心”的思路來展現其價值，但終究無力回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其影響也自然呈衰退趨勢。

    以上多種視角的合理運用，從多個層面為我們展現了清代理學的復雜面貌，對于從整體上認識清代理學提供了有力的幫助。而這同時也是該書在體例上的創新之處，即在借鑒傳統學案體的基礎之上，吸納新的研究理論和視角進行學術研究。

    總之，《清代理學史》的面世，為清代學術史和中國理學史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它不僅是一部總結之作，吸收借鑒了學術界關于清代學術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是一部創新之作，在體例和觀點方面多有突破，內容敘述也更有深度。當然，這部書不可能窮盡清代理學的所有內容，但它的出現無疑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理學、清代學術史和整個理學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