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55年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揭示巴人與土家族的關系以來，土家族族源問題一直是學者們討論的熱點。40多年來，共發表涉及土家族源問題的研究文章和著作超過200篇(部)，學者們運用考古學、考據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文化發生學等研究方法，各抒已見，提出了許多見解。學者們的研究推動了土家族研究向縱深發展。

　　一、 主要觀點��

　　綜觀土家族族源研究，主要有巴人說、氐羌說、土著先民說、江西遷來說、烏蠻說、濮人說、蠻蜒說、東夷說、畢方和茲方說、僰人說、多元說等。��

　　1、巴人說

　　“巴人說”是土家族族源研究中最早的一種說法，也是影響最為廣泛的一種說法。這種觀點最早是由著名學者潘光旦先生提出來的，他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中，以大量的文獻資料論證了“土家”不是瑤，也不是苗和獠，而應是古代巴人，并從其自稱、信仰、語言、姓氏等方面論證了巴人與土家的淵源關系，還就巴人從鄂西南向湘西的遷徙進行了考察。

　　在潘光旦先生發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后不久，1958年，彭武一同志在《舞蹈叢刊》第4期上發表了《湘西土家族擺手舞的歷史來源和活動情況》，從“巴渝舞”與擺手舞的連續性進一步論證了古代巴人是土家族的先民的觀點。�ナ�一屆三中全會后，掀起了研究土家族的熱潮，其中族源問題成為主要焦點，在爭論中，主張“土家”為巴人后裔說的占大多數。這里又分為巴人后裔說和巴人主體說。

　　莊燕和在《巴史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巴人應是由甲骨文記載的“巴方”發展而來，后發展到湖北清江流域，約公元前3世紀，一部分巴人遷到湖南西部，成為那里土家族的先民。

　　林奇先生在《巴楚關系初探》一文中認為，巴最早見于文字記載是殷墟甲骨文，巴國滅亡后，巴人聚居到湘鄂西一帶生息，現在湘鄂渝黔邊界的土家族即是巴人的后裔。前蘇聯學者伊茨也從巴渝舞等文化表象入手論及巴人與土家族的關系。

　　鄧少琴先生在《巴史再探》中運用豐富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論證了巴族乃是土家族先民的理由。

　　陳啟文在《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中指出：“鄂西土家族的族源確切地說是巴人的一支。”

　　��廖子森在《土家族族源淺談》中說：“今日鄂西、湘西都聚居著土家族，與東漢時的巴郡、南郡蠻是有深遠的淵源關系的。”��

　　胡撓先生在《廩君 夷城 土家族》一文中說：“現在鄂西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主要是廩君五姓的遺裔。不僅在姓氏上有延續關系，而且在文化、信仰、習俗上也有延續關系。”

　　胡撓還在其他文章中多次強調這一觀點。卞澎在《廩君巴蠻子與長陽土家族》、金吉光在《德江土家族源流探索》、谷臣章在《桑植土家族族源初探》、冉敬林在《酉陽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楊通惠在《論秀山土家族族源》、張加良在《沿河土家族與古代巴人》、鄒廷生在《沿河土家族族源考》等文章中都主張土家為巴人的后裔。

　　鄂西、川東和黔東北出的一些介紹土家族的小冊子多持此說。

　　《鄂西土家族簡史》指出：

　　“古代居住在鄂西地區的巴人，他們在這一塊土地上生息繁衍，并有后代綿延。其后代即現在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土家族。”[9]1986年出版的《土家族簡史》也持這種觀點，該書寫道：“根據歷史文獻、文物考古資料和社會歷史調查材料，我們認為：土家來源于楚、秦滅巴后定居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區的巴人。但是，在有關巴人活動記載之前，這里就有古人類活動，這個地區是我國早期人類活動發祥地之一。”��

　　隨著研究的深入，單純的巴人后裔說越來越受到挑戰，于是，主張以巴人為主體，融合其他民族的“巴人主體”說越來越受到關注。彭武一先生是最早提出“巴人主體說”的學者之一。他是最早研究土家族的土家學人，歷來主張巴人后裔說。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他對原來的觀點作了進一步完善。在《唐宋年間土家族先民的族屬問題》中指出：“土家族就是以這支巴人作為主體成分融合其他民族成份，經過漫長的歲月逐步形成的。”

　　著名土家族學者彭英明教授在《試論湘鄂西土家族“同源異支”》中說：“土家族作為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也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以居住在湘鄂西地區的土著巴族為主體，溶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漢人、蛋人、烏蠻等的某些氏族部落，而在唐、宋時期混血形成的”。

　　著名民族社會學家、土家族學者李紹明先生也持這種觀點，他在《川東酉水土家》一書中，通過對川東酉水流域的土家族進行實地考察、結合史料記載進行綜合研究后說：“古代巴人與現今的土家族有族源上的關系，或可這樣說：以古代巴人的一支后裔為主逐漸融合了周圍的其他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土家族”。��《川東酉水土家》是研究土家族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民族學著作，其結論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

　　貴州民族研究所的陳國安先生在對黔東北的土家族進行調查研究后，也得出了以上相同的結論。他在《貴州土家族族源初探》一文中指出：第一，貴州土家族的先民主要來源于古代巴人；第二，板楯蠻一支，也成為土家先民的一部分；第三，土家的先民中，應該說也融進了部分僚人。

　　董珞先生也主此說：她認為總體來說土家先民應為巴人，但北部方言區與南部方言區有差別，北部方言區的主體先民是廩君蠻，而南部方言區的主體先民是板楯蠻。

　　無論是巴人后裔說，還是巴人主體說，其主要依據是：⑴古代巴人活動的中心地域與現今土家族居住地基本吻合，他們有著共同的地域。⑵從歷史發展的線索看，巴人—蠻—土—土家的脈絡清晰可辨，其歷史發展有連續性。⑶從信仰看，土家族信仰白虎與巴人的信仰一脈相承。⑷從文化表象看，土家族的擺手舞、撒爾嗬與巴人的巴渝舞、踏蹄白虎事道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建筑文化、地名文化等都有承襲關系。⑸從姓氏上看，古代巴(蠻)人中的曋、相(向)、田等大姓仍是土家族的大姓。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也具有一致性，巴人的勇敢善戰等民族性格在土家人身上也明顯地表現出來。��

　　2、氐羌說��

　　氐羌是古代生活在我國西北部的人體群落，分布廣，人數多，西南許多藏緬語族的民族都是從古氐羌人發展而來的。最早注意到巴人與氐羌關系的仍然是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西南有巴國，太皋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和“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降)處于巴”��這兩條史料，并提到巴人源于西北，只是點到為止，未作進一步探研。

　　最先提出“氐羌說”的是彭官章先生，他在1981年寫成的《從語言學角度談土家族源問題》一文中說：“土家語是古羌人氏族部落方言—巴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土家是以古羌人的一支—巴人為主體的，又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的混合體，土家是古羌人的后裔。”接著他與樸永子在《羌人巴人土家》一文中，運用大量的文字資料、考古資料和民族學資料進一步論證了土家源于氐羌的理由。

　　持氐羌說的還有著名民族學家劉堯漢先生，在其主編的《彝族文化研究叢書 總序》中指出：元謀人是亞洲人類的共祖，“從而可以說，甘、青古羌戎是從金沙江兩側遷去的”，因此，彝、白、土家等民族都是虎伏羲部落的遺留。劉先生在《中華民族龍虎文化論》、《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中國文明源頭新探》��中反復論證了這種觀點。伏羲屬氐羌因而土家族祖于伏羲，也就是羌氐的后裔。

　　何光岳先生是研究南方民族源流的著名史家，他在《冉龍來源和遷徙—兼論土家、布依族的一支先民》、《巴人的來源和遷徙》、《相(襄)人的來源和遷徙—論土家族向氏的先民》��等文章中都論證了土家族源于羌人的理由。

　　此外，彭武文等人也支持這種觀點，他在《從葬俗特征論述土家族的族源》中分析比較了古羌人與土家族的屈肢葬、火葬、二次土葬、巖棺墓二次葬習俗完全相同，并論及了氐羌人由西北向東南三次遷徙的過程，他說：“土家族從遠古到唐代末年的兩千多年間，以氐羌為主體，融合了其他數以十計的部族。這數以十計的部族則是土家族之前身。”

　　氐羌說實際上與巴人說有密切聯系，只是，氐羌說對巴人的來歷進行了一番追根溯源，把《山海經》和《路史》的記載與《世本》、《后漢書 南蠻西南夷列傳》的記述結合起來，對土家族源進行了更深的發掘和清理。

　　氐羌說的主要依據是：(1)土家語是在古羌人氏族部落方言—巴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廩君不是巴人始祖，土家族族源的正確序列應是：古羌人—巴人—土家；(3)古羌人的信仰與巴人、土家人的信仰一脈相承；(4)羌人的建筑 籠”與巴人的干欄，土家人的吊腳樓有因襲關系；(5)葬俗上羌人與土家人也十分一致。因此，氐羌與土家族有淵源關系。

　　3、土著先民說��

　　最早提出土著先民說的應是譚其驤先生，他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中認為，永順、保靖的彭姓土司是土生土長的“蠻人”血統。80年代后，湘西不少研究者提出土著先民說，1981年刊印的《湘西土家族》在第一章開宗明義地指出：“在探討湘西土家族的族源過程中，我們發現，湘西土家族的先民是居住在湘西的古代土著人。因此，我們認為，就湘西土家族這個民族的主體來說，是古代湘西地區土著的后裔，用土家群眾的話來說就叫‘畢茲卡’，也就是‘本地人’”��。之后，不斷有人寫文章支持這一觀點。彭秀樞先生在《土家族族源新議》中說：“從湘西地區的土家族情況看：土家族是古代土著先民的后裔，是史籍記載中‘武陵蠻’和‘五溪蠻’的一部分”。彭勃先生在《土家族的祖先就是從古以來聚居于湘鄂川黔邊區的土著先民》中指出：“我認為土家族祖先就是從古以來就定居于湘鄂川黔邊境的土著先民，或者說以土著先民為主體，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的先民，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他把土著說擴展到四省邊區。葉德書先生從語言學的角度強化了這種觀點，他說：“從語言上看，土家和‘巴語’無親緣關系，因而‘巴人’就不能是土家的源，而只能是流；和土家語有著共同的本質屬性的，倒是繁衍生息在湘、鄂、川、黔邊境的土著先民的共同語。所以，土著先民才是土家族的源而不能是流”。田永瑞、彭善坤、向淵泉等人都持以上觀點。��

　　持土著先民說的主要理由是：(1)湘西與巴子國無領屬關系；巴郡南郡蠻與武陵蠻不是一個系屬；湘西出土的文物不屬于巴文化系統，湘西土家人沒有信仰白虎或白帝天王的習俗。(2)從酉水流域發現的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看，湘西自古就有人類生息繁衍。(3)從土家族的自稱和留下的許多土家族語地名可證實湘西土家自古就是當地土著民族。(4)從梯瑪日和舍巴日等文化事象的延襲以及“土老司”祭祖唱詞和擺手舞唱詞看，土家族祖先遷徙的地域未超出酉水和沅水的范圍，沒有越過大江大河。因此，湘西土家族就是本地人。

　　4、江西遷來說��

　　50年代的民族調查中，一些湘西土家族群眾傳說，他們崇拜的彭公爵主、田好漢、向老官人是在唐末五代從江西吉安府遷來的。之后，有的學者也撰文支持這一觀點。向澤新寫的《湘西土家族來源于江西》，彭繼清撰寫的《彭士愁來自江西考》、彭秀樞撰寫的《溪州彭土司來自江西考—兼與譚其驤教授商榷》都論證了湘西彭氏土司來自江西的理由。他們認為：(1)彭氏是湘西土司的始祖，乾隆《永順府志》、光緒《龍山縣志》、民國《永順縣志》均有記載。(2)具江西歐陽圭齋的《彭氏族譜序》、解縉的《彭氏族譜序》、艾幼學的《安定王玕公傳》等記載，彭氏是江西吉安的望族，入主湘西的彭咸在《通鑒》、《九國志》、《十國春秋》上有記載。(3)《溪州銅柱記》所記的彭氏、田姓、覃氏、龔氏、向氏、朱氏皆來自江西，這些姓氏成為后來湘西土家的大姓。��

　　5、烏蠻說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在論述土家族時，提出了土家族是古代烏蠻的觀點。后來也有人撰文支持這種觀點。王承堯撰寫的《古代烏蠻與今天的土家族》、羅維慶撰寫的《土家族源于烏蠻考》是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作。王文說：“根據史書記載，研究一下古代的烏蠻與今天的土家族，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土家族和烏蠻有著淵源的關系。土家族應該是隋唐時期進入土家族地域烏蠻的一支，融合土著居民和巴人一部分而形成的人們共同體。”羅文說：“我們認為土家族中雖有‘巴人’的成份，但‘巴人’不是形成土家族的主體，土家族是烏蠻的一支，自黔西北進入湘鄂川黔邊融合一些其他民族而形成的。”

　　��

　　烏蠻說的主要論據是：(1)史書記載湘鄂西一帶有烏蠻居住。(2)土家族自稱“比茲卡”，而古代貴州有比茲族，并留下許多與“比茲”有關的地名。(3)土家語近彝語支，即是說與彝族語言有淵源關系，而烏蠻屬于彝族。(4)宗教信仰、葬俗、服飾、婚娶、風習上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都敬土王、驅趕白虎，都行火葬和崖墓葬，服飾包頭巾、女子穿八幅羅裙，男子都穿肥大桶褲，都行姑舅表親，都尚黑、尚紅等。可見，淵源關系明顯。��

　　6、濮人說��

　　著名文史專家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續論》中指出：“巴、濮的上層統治部族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人民，原來都是江漢平原上農業公社的成員，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何介均在《從考古發現看先秦湖南境內的民族分布》一文中利用考古材料，對湘西沅水流域的文化層面進行了清理，認為沅水中上游最早的居民是濮人，繼為巴人，再為楚人。邢敏建先生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說法，他以一個考古工作者的精細，運用最新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對湘西酉水流域的古文化進行了系統的清理排序。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酉水流域地區主要分布著楚、巴、濮三個民族，在楚未進入湘西以前，這里主要居住著當地的土著民族“百濮”，春秋戰國時期，楚國開始經營西南，使大量巴人進入湘西，形成“百濮”、“巴人”雜居的局面。到戰國早期，楚人進入了湘西，楚民族和楚文化成為融合濮民族、巴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主體。邢敏建先生在主張濮人說時，又提出了楚人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觀點。

　　顏勇又把濮人說的地域范圍擴大了，他在《土家族族源新探》上說：“我認為，土家族是湘鄂川黔接壤地帶的土著居民和以后進入的巴人、濮人等融合而成，其主體部分是當地的土著居民—濮人”。此外，彭南鈞先生撰寫的《源遠流長、正本清源—關于土家族的幾個主要問題》、林時九的《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淵源探》、謝心寧的《從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屬看土家族源》[40]��等文都主張濮人說。

　　主張濮人說的主要依據是：(1)從語言學上看，《宗周鐘銘》記載的“南國 孳”就是自稱“畢茲”的濮子，“ 孳”這支濮人，就是土家族的先民，(2)從周代到春秋戰國，濮人大批向西南遷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澧水一帶流動，從遷徙時間、地點、路線等可以斷定，進入湘西一帶的濮人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先民。(3)土家族神話有伏羲兄妹繁衍人類的傳說，“伏羲”的對音是“畢茲”，濮人的祖先為伏羲，故畢茲卡的先民是濮人。(4)從沅水、酉水流域的考古發掘看，最早的文化應是濮人創造的。(5)濮人的居住習俗、績織細布、攻取朱砂等都在土家族文化中有表現。��

　　7、蠻蜒說

　　主張土家先民源于“蠻蜒”的學者不多。劉美崧在《試溯湘西土家族的族源—兼探土家先民“蠻蜒”與楚、巴、濮等的關系》一文中，提出了“蠻蜒是土家族早期先民”的論斷。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古蠻蜒首領與現代土家族大姓的姓氏相同”、“早在南北朝以前，‘蠻蜒’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區已相當活躍”、“錞于是土家先民‘蠻’人祠祀的神物”、“從葬禮等風習來看，土家族是‘蜒’人后裔”等11條理由。并對巴人后裔說，土著先民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董其祥先生也基本持此說，他認為，“巫蜒”所在地，也就是巴族先民的聚住地]。

　　8、東夷說

　　何光岳先生在《虎方 白虎夷的族源和遷徙—論土家族主要的一支先民》一文中說：“虎方是古老的一個方國，它最早為虎氏族，是黃帝系統的六個胞族之一。……到了商代，成為虎方。與商的關系是先和后戰，終于被迫由河南中部向東南遷于濮北及淮南。由于鄰近東夷諸族，其習俗漸變有濃厚的東夷色彩，故又稱為虎夷或夷虎。……其中一支和巴人結合，還有一部分則南遷于川鄂湘黔邊境成為土家族的一支主要先民。”文中較清晰地追述了從虎方—東夷—白虎復夷—土家的全過程。肖國松老師在《古代巴人從黃河流域遷到武落鐘離山略考》一文對土家族的來歷作了梳理和考證，他認為東夷族一支約于四千年前從黃河，后遷鄂西南清江流域的武落鐘離山，成為土家人的先民。不少學者都認為伏羲屬于東夷族團，范文瀾先生即主張此說。龔平在《伏羲始作八卦考》中說：“伏羲所在的風姓東夷族活動于長江、黃河下游這一地域內。”可見，東夷說與氐羌有關系，都追溯到崇虎的伏羲，分歧只在伏羲所在的地望。

　　9、畢方、茲方說��

　　畢方、茲方說是鄧和平先生近年來在全面研究土家族族源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新觀點。他在《松滋土家族史考》和《土家族源流研究》中反復申述了他的觀點。他說：“確切地說，土家族是古代巴部落聯盟—巴國中的‘畢方’、‘茲方’的后裔為主，融入其它民族成員形成的一個民族共同體”。他認為，“畢方”當在今川東一帶，理由有三：(1)畢方在羽民國以東，羽民國在黑水下游以南，黑水南入海，印證畢方在川東南。(2)畢方在灌頭國之西北，灌頭國是“三苗部落聯盟”的一支，位于崇山，崇山在今湘西或川東南。(3)畢方以鳥為圖騰，以狩獵為生，居于深山老林之中，與川東南地貌吻合。��茲人，遠古時居于今甘肅境內，春秋戰國時期一支東遷，一支南遷，一支復向西遷，一支東南遷，其中南遷的部分茲人后裔，與“畢方”后裔融合為“畢茲卡”。鄧先生的觀點目前還未引起土家學界應有的重視。

　　10、僰人說��

　　這也是一種全新的觀點。當人們在為土家族的族源爭論不休，又對“比茲卡”的本意難以解讀的情況下，中央民族大學的朱文旭先生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他在《從彝語支土家族族稱看僰及烏白蠻源流問題》一文中，利用民族語言學、語音學、語義學的比較研究方法，得出了“畢際”、“畢茲”就是“�矁k人”，土家緣于“�矁k”，而不是源于“巴”的結論。他的主要依據是：

　　(1)、從語音學上分析，僰人，上古并紐職部*bwak，中古并用德韻*buak，僰在漢藏口語中念b或ph、p輔音，土家族自稱pi33�猼 55��“畢際”、“畢節”、“畢茲”為僰*bwak、讀為pitεi,“僰”輔音演變成p，k輔音韻尾演變成t�蕖�

　　(2)、“僰”其實就是’白蠻”，它與烏蠻尚黑相對，“白”表示陽、天、日、男；“黑”表示陰、地、月、女。從語言學角度，把白語和土家語劃歸在彝語支是恰當的；從文化現象看，土家服飾與彝語支民族服飾是一個系統，生活習俗相一致。

　　(3)、從貴州畢節地名及其讀音看，“僰”后裔土家族遷徙到金沙江以東畢節地區約在唐朝南詔時期，他們在貴州畢節地區居留一陣后，向東遷入湖南湘西、川東及鄂西一帶，那里的人叫他們為“畢際客”。��

　　11、多元說

　　從前十種觀點可以看出，真正主張單元論者不多，大多學者主張以某一先民為主體融合了其他民族后形成了土家族。因此，我們在此論及的“多元說”是論者在考究土家族族源時未明確提出主體論觀點。伍湛先生在《四川土家族的形成及其發展軌跡述論》中說：“四川土家族族源如帚，正源是最早居住在這里的‘奴 夷蜒’諸溪洞‘蠻人’部落；北源是巴子國時期及其以后遷入的涪、萬等地的‘巴民’；南源是唐、五代、北宋時來自貴州的黔人夜郎遺裔和侗、苗先民，多因復成是四川土家族早期族源結構的基本特征。”趙大富在《黔東地區土家族》一文中說：“顯然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多源的，而不可能是單一的。

　　應當說，在古巴人遷入五溪地區后，融合了原有土著以及后來遷入的其他民族，而逐漸形成的土家族”。曹毅先生在對各種觀點分析綜合后指出：“筆者認為土家族有兩個主要源頭，即伏羲氏族的巴人與湘西地區土著居民，這兩個主要源頭在歷史進程中又融入了少量的它民族成員，特別是在黔東北和川東南融合了較多類別的其它民族，而在唐宋年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土家族。”����

　　此外還有“三苗”說、“僚”人說等。由于不具代表性，此不舉述。��

　　二、分析綜述��

　　以上舉的十多種觀點都是學者們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都有各自充分立論的理由和基礎。通觀學者們的觀點似乎可以作出以下綜合結論，土家族有兩個源頭，一是古氐羌人中的伏羲族團的一支—巴人；二是自古就居住在峽江和武陵山區的土著—濮人。氐羌是生活在我國西北部的古老民族，無論這群人是從烏蒙山區北去的，還是西北的土著，這群人長期生活在我國西北部是事實，而伏羲與羌人的關系不但古書記載多，今人論述也詳。

　　伏羲與巴人的關系不僅《山海經》和《路史》等詳明，而且今天土家族地區仍然廣泛流傳著伏羲兄妹制人煙的神話。雖然有學者主張伏羲屬東夷族團，地望在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因而主張巴人屬東夷族系，這種觀點是經不住推敲的，“伏羲生于成紀”(今甘肅天水)，正好與巴人活動的地域和遷徙的路線相吻合，從史載和發現的巴人遺跡看，巴人是從大巴山沿漢水南下，后逐步進入鄂西南和峽江地區的。

　　巴人在鄂西南及峽江地區居住了相當長的時期，并在這一帶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隨著清江隔河巖電站和三峽水庫的修建，在清江和長江三峽地區發現了大量的早期人類化石，包括從舊石器時代到元明清各代的文化遺址，巫山人被稱為目前亞洲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在三峽庫區已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5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73處，已找到了這一帶屬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長江中游龍山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考古發掘中，不僅發現了清江流域早期巴文化—香爐石文化，還在三峽庫區發現了屬于夏商周時期的巴人遺址168處。位于大寧河畔，占地10萬平方米的巫山縣雙堰塘巴人遺址，經發掘判斷，被認為是距今約3000年前巴人的經濟文化中心。占地5萬平方米，與雙堰塘巴人遺址相距80多公里的云陽縣李家壩巴人遺址是巴人的第二個活動中心。雖然屬于巴人遺址以前的文化類型還未斷定，也許就是巴文化的前身，但巴人在這一區域內活動情況及創造出的輝煌文明已得到充分的證實。

　　巴人在鄂西南和峽江地區創造的文化，隨楚人的西進，不斷被毀滅，今天考古發現的這些巴人遺址及遺失的虎紐錞于等器物足以證實巴人由東向西遷徙的軌跡，巴人在春秋戰國時期不斷向川東南、湘西、黔東北遷移，其中有一支似乎是沿洞庭湖、岳陽、沿沅水遷往湘西的，這在《擺手歌》里有反映。公元前316年秦滅巴以后巴人的稱呼逐漸被“蠻夷”代替，雖然他們仍然在遷徙，但大多未離開湘鄂川黔邊，歷經漢唐，到北宋出現“土人”、“土兵”的稱呼，元明清三朝實施的土司制度，將原來的巴人及活動在這一帶的濮人的后裔、苗民、少量漢人固著在這塊土地上，使居住在四省邊區的這群人成為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土家族。由于巴人自古就在這一帶就建立了國家，創造了能與中原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匹敵的成就，加之人數多，致使土家族文化中保留了濃厚的巴文化因素，巴人作為土家族的重要源頭從當今的土家族文化中仍然可以得到證實。��

　　土家族的另一個源頭是古代的濮人。湘西不少學者主張湘西土家族是土著居民或濮人，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從《十道志》等史書記載，以及湘西沅水、酉水流域的考古發掘材料和湘西土家族所保留的古老文化都可以證明在巴人進入湘西以前，這里已有人居住，這支人應為濮人，持濮人說者已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此不贅述。但必須指出，湘西土家族有巴人成份，巴文化在湘西文化中也有諸多的反映。同時濮人后裔也廣泛地溶入湘鄂川黔的土家人中。

　　據著名史學家蒙默先生研究證實，濮人(百濮)是廣泛地分布在古代巴蜀及西南地區的一個大族團。前面提出的蠻蜒人、僰人、烏蠻、僚都屬濮人。據《華陽國志 巴志》載，在巴國地區，“其屬有濮、賨”,共、奴、 、夷、蜒之蠻”。加上《蜀志》記載的“滇、僚、僰”，蒙先生認為古代巴蜀主要有十一個民族，濮人最早見于《尚書 牧誓》，楊雄《蜀都賦》說“東有巴賨，綿亙百濮。”足見其分布廣，人數多。蒙先生認為巴地有濮人，而僰、僚與濮就是一個民族，他說：“濮與僰兩字在古代音同字通。先秦漢魏時期的濮(僰)就是魏晉以后的僚。晉宋時期的學者尚知濮、僚同義，可以互用。蓋濮他稱，僚是自稱，這種情況至今還保存在貴州部分仡佬族中。文獻記載上先見他稱、后見自稱，是符合規律的。因此，濮、僰、僚三名，只為同一民族不同場合之異稱而已。”蒙先生還認為，巫蜒也屬濮人的支系。烏蠻雖然來自貴州，但它屬彝族的一支，而彝族先民也屬百濮系統。通過以上分析，就會發現，烏蠻說、僰人說、蠻蜒說、僚人說都可以歸到濮人說，它們實際上都是濮人，或是屬不同時代的稱呼不同，或是支系不同，正因為此，土家族文化中才會出現它們固有文化的因子，并成為論者的理由。至于江西遷來的彭姓，只能是后來融入的流，而不能是土家族的源。至于“茲方、畢方說”是一種全新的觀點，雖然給土家族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證據不十分可靠，有待進一步引起關注和研究。��

　　以上只是諸家之說的一個小結論，它的正確與否還有待于考古的不斷發現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給予檢驗。也許這種結論本身就有商量的地方。如《世本》載：“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也許廩君本就是濮人，徐中舒先生早就論證了“巴就是濮”的理由，如果峽江地區的考、古發現與濮人文化聯系起來，那么巴文化與濮人文化的關系，土家族的族源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 幾點思考

　　通過對土家族族源的綜合考察，似乎有以下幾個問題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1、源與流的問題

　　在討論土家族族源問題的時候，不少人把“源”和“流”混為一談，于是出現了一些混亂，給研究蒙上了一層迷霧。從民族產生發展的規律看，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民族，各民族其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其他民族，但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源頭，也有發展進程中的支流。

　　土家族源研究中出現的眾說紛紜的觀點固然可喜，但也可窺視出一定的偏差，那就是有的人并未在尋找源頭上下功夫，抓到一點資料就闡述出一種觀點，全然不顧在此之前已有人類活動。也不把這個民族共有的本質的東西加以系統周密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其中的差異性，而忽視同一性，忽視了這種文化的本源。實際上，土家族的原文化是巴文化與濮文化的結晶，土家族的源是巴人和濮人，由于融入的濮人支系繁多，再加之后來融入的苗民、漢人等族，使土家族文化在群體內呈現出差異。盡管如此，土家族原文化的本質特征仍然可以從土家人身上表現出來。研究土家族源如此，研究土家族的其他文化表象也應如此，要弄清哪些屬于土家族文化原有的東西(源)，哪些屬于吸收的外來文化(流)，才能把握住土家文化的本質特征。��

　　2、地緣與族源研究

　　共同地域是一個民族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離開地緣條件研究民族的形成是空泛的。在研究土家族的族源時在地域上應考慮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考慮到古代民族和現今民族居住地域的一致性。從前分析的情況看，在今土家族分布的廣大地區，自古就有巴人和濮人在這里生息繁衍，特別是巴人曾建立過國家(據蒙默先生考證巴人至少建立了4個巴國)和不少城市(史載和考古發掘已證實)。雖然這一地帶的民族分布遷徙比較復雜，巴人和濮人的主體仍未超出這一范圍，隋唐以后，盡管巴人和濮(僚)人的名稱消失了，但其后裔仍廣布于湘鄂川黔邊區，成為土家族的主體。

　　第二，要正確認識世居民族與外來民族的關系。從地理位置看，今土家族居住地處于祖國的腹部，是東西、南北民族交匯的要沖，特別是遇到戰爭或其他人為因素的影響，這塊封閉的腹地就成為人們的避難所，歷史上遷入這塊土地上的民族不是少數。但自楚秦滅巴以后，這里的世居民族巴人和濮人的眾多支系從未受到過外來民族強大的沖擊，更未出現過外來民族驅逐世居民族的事件，即便唐末進入湘西的江西彭氏，雖然成為當地土司首領，但也未把當地土著驅走。因此，世居民族的文化仍占主導地位，世居民族仍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主源，外來民族只是融入的細流。

　　第三，武陵山區雖然自古就屬一個文化系統，但從西周時建巴子國始，就劃為不同的政治勢力范圍。秦統一后，更屬不同的郡縣分治，以后各朝循例分屬管理，直至今天仍分屬四省(市)。不同的政治分野，不僅給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一些人為的障礙，也給研究工作造成了困難。建國后，土家族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初為配合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進行了兩次民族大調查，也隨之形成了兩次族源大討論。由于學者們所屬的行政區劃不同，掌握了解的情況不一樣，加之研究過程中缺少交流，各自為陣，以致出現了以地方為單位各自研究族源的現象。因為掌握資料的差異，各自的目的不同，于是出現了眾多的說法。因此，要使土家族源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得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結論，還有待于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把研究置于湘鄂川黔邊區的大文化背景下，加強學術聯系和交流，從而開創研究的新局面。

　　3、考古發掘與族源研究��

　　土家族無文字，有關巴人、濮人的記載只能從漢文史志中零星地反映出來，而中原文獻的記載中時常以“蠻夷”籠統稱之，根本無法了解其全貌。研究中猜測、推想也無法避免，諸多的疑難難以解答，諸如伏羲與巴人的關系，巴人與濮人的關系，巴人與土著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都得不到滿意的解答。因而，要徹底弄清土家先民的真實情況，必須依賴于考古發掘材料。近年來在沅水、酉水、溇水、清江、三峽庫區都發現了大量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憑借這些考古新發現，有望解決巴人之謎，濮人之謎，土家族源也會隨之大白于天下。��

　　4、語言與族源研究

　　土家族有自己的語言，但真正從土家語切入研究族源除葉德書少數學者外，還不多見。按照斯大林的說法“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志之一。”不少學者從古羌語、巴語、彝語入手研究土家族源，提出了不同凡響的觀點，促使了土家族源問題的解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似乎要多運用土家語這把鑰匙，來解決土家族的自稱、族源等問題。據統計，湘西還有10多萬人懂土家語(或說50萬)，在湘鄂川黔邊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土家語地名，用土家語傳承的《梯瑪歌》、《擺手歌》已出版發行。這些寶貴的財富應當引起研究族源問題的學者們重視。

　　5、田野調查與族源研究��

　　由于記載土家族的文獻資料十分有限，有的記載或相矛盾，或不真實，或很籠統，這都給研究土家族的族源造成了困難。因此，深入土家族聚居區，調查了解還殘存于土家民眾中的民族學資料，親身感受土家文化十分必要。我們到湖南龍山土家山寨調查后就發現，我們在書齋中所獲的資料，所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根本不是一回事。如“趕年”的說法，土家族群眾中根本沒有這種稱法，很可能是一些文化人杜撰出來的。又如說湘西土家人趕白虎，但土家老人說以往跳擺手舞時，老虎就悄悄進入擺手堂，接受土家山民的奉祭，與人同享歡樂與祝福。因此，要解決土家族源問題，很有必要對土家族居住區的山川形勝，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孑遺進行全方位考察，結合文字記載和考古資料得出恰當的結論。

　　6、土家文化的多元性與族源研究��

　　土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之所以提出了十多種觀點，從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土家文化的多元性產生的原因。由于文化的多元決定了族源的復雜性，因此，在族源研究中要正視土家族文化的多元特征，盡量把土家族的源和流廓理清楚，揭示土家文化多元的成因，全面推動研究的進程。�ぃ�黃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