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派記者 王光照 馬云云

    多年來，不論在民間還是在學術界，對公車改革的呼聲都非常高。今年，這一呼聲終于得到有力的回應。5日，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這意味著，目前只在部分地區試點的公車改革有望有“大動作”。 

    6日，本報“兩會三人行”欄目邀請了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監察廳副廳長孫繼業，全國人大代表、湖北

    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走進本報“北京直播室”，與本報首席評論員張金嶺就公車改革這一話題進行觀點碰撞。

    公務員也是改革的推動者

    張金嶺：公車改革我們提了這么久，但是還沒有實質性進展，兩位認為公車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葉青：阻力來自兩方面，一個是“待遇論”，有些干部到了一定的級別，希望享受一些待遇。如果進行車改，就意味著使用公車的待遇取消了，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我們有公車定標的規定，車多了一定要退，但很少有單位的車多了，會把舊車退回去，因為他們擔心用車指標被廢掉。另一個是“安全論”，很多人認為官員自己開車容易埋下安全隱患。不過我認為開車是一種熟練工種，熟練以后應該沒問題。 

    孫繼業：車改進展慢的關鍵原因是領導認識和觀念問題。就拿“小轎車”這個名稱來說，在國外念“car”，翻譯過來就是“小汽車”，但我們翻譯成了“小轎車”，這與歷史有關。過去官員出門，武官騎馬、文官坐轎。汽車引進以后首先是官員使用，所以翻譯時就有了中國特色，加上了“轎”字。這表明汽車成了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 

    張金嶺：最大的推進力又是什么？ 

    葉青：我認為是一種民主精神。現在提公車改革的主要有三種力量，一種是學者的建議，一種是民眾的要求，還有就是公務員自身的要求。經過了解，很多副廳級干部不是很贊成車改，處級和副處級以下的干部倒是比較支持，這樣他們好拿一些交通補助。

    車改不是向既得利益妥協 

    張金嶺：公車問題是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的產生從大背景上來看，是由哪些主要因素促成的？現在參加車改的，多數是黨和國家明確規定不應享有專車的公務員，實際上是認可了一些官員的不當得利前提下的改革，是在承認特權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將特權合法化，本身就是向既得利益妥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孫繼業：公車改革一直是老百姓關注的社會熱點，從反腐倡廉的角度來講也很重要。改革開放之初，國內汽車生產廠家少，一些領導干部超標配備進口車，當時引起很大反響，群眾說他們“屁股底下半座樓”，這是“馬路上的腐敗”。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車改不是認可一些官員的特權，實際上這些領導有車，但不一定是專車。省部級領導可以配專車，其他領導不是不讓配車，按照規定，他們可以使用工作用車。車改后是取消一些官員的固定用車，跟大家一個待遇，這樣更加公平。 

    張金嶺：公車改革除了節約行政成本，也就是說“省錢”了，還有沒有更深的意義？ 

    葉青：公車私用容易損害政府的社會形象；另外，車改之后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堵車的問題。如果我用專車，司機接送我上下班，就要來回四趟，而現在我自己開車，只要兩趟就夠了。 

    車補不能成變相增加福利 

    張金嶺：現在進行車改，各地的改革方案不一，有的成了變相增加福利，導致改革變味走樣。我們強調要注重改革的“頂層設計”，那么其核心最要害的內容應該是什么？ 

    葉青：我認為首先要給公務員進行交通補貼。補貼數額可以與工資類別結合起來，確定哪一級的官員應該給多少。這個數額政府既能給得起，又不能變成給公務員變相增加工資。例如有的城市車改后給每個副局級干部每月補貼2600元，這個數字就有些高。現在我自己在嘗試車改，每個月定的費用是1000元，這個數額在武漢基本夠用。 

    對于單位公車處理，我認為可以分為三部分：舊車能處理的就通過拍賣等形式進行處理；對于好車，省政府可以集中起來放到公車管理中心；另外每個廳局可以留三四輛車，除廳長用一輛車以外，其他車輛用于接待。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公務員拿到錢后仍然違規用車。所以有必要設計公車監督制度。我覺得可以像廣州那樣給公車安裝GPS，單位能知道每輛車都到了哪里。在外部，可以給公車用特定顏色的車牌，上面再寫上“公”字，讓老百姓知道這些車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以便監督。

    孫繼業：到目前為止，公車改革還沒有固定的模式，各地車改政策也不大一樣，導致各地出現車改亂象。有些地方變成了變相發補貼。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盡快出臺全國統一的公車改革指導意見。各地可以先搞試點，然后再逐步推行，積極穩妥地推行公車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