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張裕酒文化博物館內的張弼士塑像。

　　本報記者 張子森 張堅棟

　　與清末民初全國范圍內的民營企業類似，山東此類企業最早亦從軍事上和經濟上防止外國侵略，由“求強”而到“求富”以實現抵御外侮。“雖然它們規模狹小，力量單薄，遠不足以對山東傳統經濟形成整體性顛覆的沖擊力，但考慮到這是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對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經濟體制進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義仍不能低估。”

　　9月28日，在煙臺市張裕酒文化博物館，葡萄酒香氤氳在空氣中。閉目凝神，酒香似乎穿越了百年的時空隔閡，回到晚清，依稀見證了100年前那劃時代的革命。

　　豈止是見證。作為晚清民族資本家中的佼佼者，張裕創始人張弼士曾資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用于開展革命運動。

　　1912年8月，已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先生，受袁世凱之邀赴北京會談。途經煙臺時，孫中山參觀了張裕公司，并題贈“品重醴泉”。

　　這是孫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企業題詞。而這一題詞，也記錄著民族資本企業對辛亥革命的推動作用。

　　為創辦張裕先戴“紅帽子”

　　芝罘灣潮起潮落光陰荏苒，煙臺山燈塔長明跨越百年。

　　孫中山和康有為都曾到過彼時的張裕釀酒公司，留下過墨寶。100年以后，他們在酒文化博物館化身為雕像，永遠保持一個姿勢，目光向著遠方。

　　時光追溯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南洋巨富的客家人張弼士接受一位名叫拉轄的荷蘭友人的邀請，參加法國駐雅加達領事館舉辦的酒會。酒會上法國領事偶然的一句“這酒如果用煙臺所產之葡萄釀造，質量也毫無遜色”，讓他眼前一亮，產生了在煙臺建葡萄酒廠的念頭。

　　張弼士雖有千萬貫家財，但沒有清廷的官家身份，在國內投資設廠始終無門。清光緒十六年(1890)，清駐英欽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回國途中，龔氏特意拜訪了張弼士。張弼士經營的謀略、處事的智慧、為人的大度，深得龔氏的贊許。由于龔氏的推薦，張弼士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晉爵，先是被命為大清國駐馬來檳城首任領事，后又升遷為駐新加坡總領事。這無異于為張弼士發了一張在國內投資設廠、實業興邦的通行證。

　　1891年，張弼士應盛宣懷之邀，到煙臺商討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事宜，趁機向盛提出在煙臺建葡萄酒廠的建議，并在煙臺做了實地考察。

　　從1892年開始，張弼士共投資300萬兩白銀，在煙臺市區東南和西部市郊，購得占地千畝的兩座荒山，建設葡萄園，同時引進釀酒設備。一個百年老字號自此誕生。

　　在張弼士創辦張裕的前后，一大批民族資本企業，如大生紗廠、合義絲廠、商務印書館等名噪一時。歷史學家雷頤在《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一書中稱，據1895年到1898年4年間的不完全統計，全國新創辦企業62家，資本總額達1240余萬元。資本總額1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1家，資本總額卻達到了1126萬元，“可見，許多私人企業已具相當規模”。

　　官督商辦：從求強到求富

　　1872年，清政府頑固派官僚宋晉上奏稱，由于國家財政困難，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總局“靡費太重”，應予停辦。李鴻章針鋒相對，并提出解決財政之道是“求富”，使洋務運動從以軍工為主的“求強階段”，過渡到以生產民用品為主的“求富階段”。

　　但清政府沒錢，李鴻章想到了“官督商辦”。

　　已故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對“官督商辦”評價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稱“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與官府搞好關系和得到庇護”。

　　隨著輪船招商局從軍工轉向民用，“官督商辦”這種由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模式，對當時新式民用企業的建立和民間工商資本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張弼士初創張裕時，得到在北洋通商新政中紅極一時的盛宣懷的撐腰，又受到權傾朝野的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關照，不但發給張裕公司準照，還享有免稅3年、專利15年的特殊待遇，令張裕公司一時氣勢如虹。

　　山東大學黨委宣傳部長李平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與清末民初全國范圍內的民營企業類似，山東此類企業最早亦從軍事上和經濟上防止外國侵略，由“求強”而到“求富”以實現抵御外侮。“晚清山東各地在農業、手工業、工業、交通、外貿、商業、金融等領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些現代化的新氣象，雖然它們規模狹小，力量單薄，遠不足以對山東傳統經濟形成整體性顛覆的沖擊力，但考慮到這是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對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經濟體制進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義仍不能低估。”

　　搖擺不定的民營政策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震動，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像日本那樣發展民族私營企業才是強國的根本。清廷頒布了“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紡綢等局，廣為制造”的電旨，中國出現了一個民間興辦新式工業的小浪潮。

　　《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一書中寫道，“清廷此時的經濟政策是對紡紗、碾米、釀酒等對‘國計’影響不大的行業放開民營，而對航運、電報、鐵路以及原‘官督商辦’的企業則一直搖擺不定。”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袁偉時曾以漢陽鐵廠為例論證清政府后期經濟政策。張之洞辦企業，預計年產量六萬噸，但一投產就虧本。袁偉時稱，漢陽鐵廠作為官辦企業，官僚成本太高；另一個是瞎指揮，買設備時人家問張之洞，說鐵礦是什么性質的，要買貝氏爐還是馬丁爐？張之洞很大方，兩種都要！

　　“成本高，產出少，到1896年，沒辦法了，混不下去了，張之洞才認識到要招商，要交給商人去辦。”盛宣懷接手企業后慢慢發展起來，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漢陽鐵廠都是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

　　這個典型的從官辦到民營的例子驗證了清末民營經濟的巨大活力，但終歸也逃脫不了體制帶來的禁錮。

　　當時的清政府中，一派認為“私人資本強大之后，將削弱統治者的統治力量”；另一派則認為私人資本強大會使國富民強，朝廷統治更加鞏固。“兩種政治力量斗來斗去，一時這派占優勢，一時那派占上風……清政府在重大經濟政策上的大幅度搖擺，最終成為清王朝垮臺的導火線。”

　　鐵路國有引爆革命

　　在清政府搖擺不定的經濟政策影響下，很多民族資本家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開始有意無意地參與變法或者革命。

　　1903年，“狀元企業家”張謇被任命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儼然成了官方認可的商界最高領袖。張謇是清末君主立憲運動的倡導者和支持者，曾為張之洞起草《擬請立憲奏稿》。

　　有支持君主立憲者，自然也有支持革命的。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海外秘密活動時，張弼士便指示其南洋企業秘密援助，并通過胡漢民暗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

　　1911年1月，盛宣懷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此時立憲運動擱淺，社會矛盾激化，中國儼然一個火藥桶，而點燃火藥桶的，正是過去40年來一直為朝廷打造實業基石的盛宣懷。

　　彼時正值鐵路修建高潮，朝廷、民間、國際資本三方角逐。盛宣懷自認鐵路必須國有，上奏將已經民營化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營，并向英、德、法、美等國借款。

　　路權回收令頒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對。1911年5月14日，長沙萬人集會；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槍殺數百請愿群眾，引發四川民變。10月10日，在同盟會策動下，武昌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燎原，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就是辛亥革命。

　　《清史稿》最后的結論是：(盛)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這可能是清政府的無奈，但不可否認，民營經濟對清政府甚至整個封建王朝的瓦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應袁世凱之邀北上，由上海經水路在煙臺停留。這次煙臺之行，他還特地參觀了張裕公司。他饒有興致地品嘗了酒窖中陳釀的葡萄酒和白蘭地，并用遒勁的楷書寫下四個大字：“品重醴泉”。

　　1917年7月，張勛復辟流產后，康有為逃離京師，避難美國駐芝罘領事館。在美國領事館，穿長衫馬褂的康有為，心情倒也不壞。閑來無事，南海先生大啖螃蟹，喝著葡萄酒，優雅地賦詩：“深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且避蟹鰲寫新句，已忘蒙難征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