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遼寧沈陽，中國足球迎來了自己的巔峰，世界杯大門敞開，幾代中國足球人的夢想一朝夢圓。

　　2011年的遼寧鐵嶺和丹東，中國足球迎來了自己的最低谷。從足管中心兩位前主任，到中層官員，到裁判，到俱樂部人員，在司法部門的重拳出擊下，中國足球以集體跳水的方式恥辱地面對社會大眾。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這十年，是中國足球消失的十年，淪落的十年。

　　男足國家隊層面，從當年的怒斥亞洲二流論，到現在的自甘亞洲二三流；女足國家隊，從世界杯、奧運會亞軍到了連世界杯和奧運會都無法獲得參賽資格；青少年足球層面，從相對完善的體系到全國僅僅數千人的塔基；聯賽層面，從一度的奮發到了少人問津。

　　而發生在今年年底的這起審判，更是扯下中國足球的最后一層遮羞布。無數球迷為之激情吶喊，涕淚交流的球場，竟然成為了假賭黑肆意表演的舞臺，在這里，忠誠成為了笑柄，公平成為了畫餅，道德成為了泡影。

　　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法庭里透露出的事實，是讓人觸目驚心的。每一起審判，都會暴露出新的疑問，同時或多或少證實了以前的傳聞。這已經不是個體現象，而是在一種腐敗體系下的集體沉淪。

　　與這種集體沉淪相隨的，更還有一種集體道德缺失，集體冷漠。不遠處，重慶力帆為了避免降級，公開聲稱要輸球求保級；最近的，遼寧隊因為經濟上的考慮，干脆放棄了得來不易的半個亞冠名額。從客觀道理和條件上來說，他們都有足夠的理由，但卻沒有人想過，誰來為中國足球做些什么。當每個人，每個集體都用各種理由來推脫時，中國足球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崩潰了。

　　在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德國新教教士馬丁·尼莫拉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足球人人有罪。

　　當年，中國足球從低谷中開始自己的改革，是因為以往的機制無法再適應足球運動的發展，適合廣大愛好者的需求，于是，甲Ａ聯賽開始，中國足球開始有了一定的起色。然后，就到了2011年。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更死于冷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