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訪談》目前日收觀眾熱線電話500個，電子郵件1000件，
手機短信500條，信函300封，可以算是在中國受關注率最高的媒體了，
為什么？因為它10年如一日地行使了“新聞輿論監督權”。
最近，《焦點訪談》幕前幕后人員推出《見證＜焦點訪談＞》一
書，本版摘選三段，分別是《焦點訪談》主持人看重的品質——平民
意識，他們最需要的——更大的空間，他們對欄目影響力的看法——
如果媒體干預司法，首先是因為法制不完備，媒體只對真相負責，好
的法律一定和民意一致。
骨子里的平民意識
□ 白巖松
經常有人會問我一個問題：什么是你們標榜的平民意識？
這個問題在很多人心里，和平實的語言、降下來的聲調、永遠商
量的口吻、家長里短的內容緊密相連。
我當然無法否認這些很平民的表現，但我從不認為這是平民意識
的核心。
我們需要一種骨子里的平民意識，也許有的時候表面你都看不出
來，但關鍵時刻，平民意識就出來了。我認為，追求平民意識，追求
的就是這種骨子里憂百姓所憂，憤百姓所憤，喜百姓所喜，不拿自己
當“大個兒”的一種良心。
我覺得朱基總理就有一種骨子里的平民意識。
從表面上看，朱總理似乎高高在上，但一切在他張口之后就再也
不制造距離感了。
“你們這節目有人不喜歡，但大多數人喜歡，那是老百姓。”
我向總理介紹演播室時說：“這是我們的家。”
總理續上一句：“這也是老百姓的家。”
當然，最反映問題的是“群眾喉舌”這4個字。有照片為證，朱
總理寫到“喉”這個字時，我已做好鼓掌的準備，當他寫完這4個字，
我就忍不住地鼓起掌來。朱總理笑著回頭：“還有呢。”
座談的時候，他骨子里的平民意識更是擋不住地往外跑。
“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啊，你們抓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老百
姓就看到一點希望啊。”
總理說這話時并沒掉眼淚，也似乎很輕松，但沒人聽不出這些事
給他內心帶來的沉重。
畢竟是現代中國的干部，你從頭到尾都聽不到“當官不為民做主，
不如回家賣紅薯”這一類親民的語言，但朱總理骨子里的平民意識已
經昭之天下。
這樣說是因為還有一個證據，我從來相信，骨子里有平民意識的
人是無私的，而無私才能無畏。我感覺朱總理很無畏，三段論剩下的
部分您自己來推吧。
寫這些當然不只為了給朱總理畫像，而且為了我們自己。平日里
我們的平民意識如何顯現呢？
其實，骨子里的平民意識和骨子里的貴族意識是相對應的，但你
能說后者心態在我們的人群當中沒有嗎？也許，有的時候，我們也應
該學會無私無畏。
主持人需要更大的空間
□ 方 靜
《焦點訪談》2003年9月1日播出的《專訪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
一期節目，引起了一些關注和好評。
這期節目從采訪到編輯再到播出，一共不過幾個小時的時間，其
中采訪時間不到半小時。每一個程序都如同打仗一樣，在趕、在搶，
容不得半點猶豫和斟酌。好在干活的是幾個急性子的快手，總算準時
送上了播出線。
為什么獲得好評？想來無非是這樣幾個原因：一是抓住了羅格，
且是獨家專訪，這就成功了一半。二是專訪是用英語，體現了我們的
國際化。三是基本拿到了我們認為是有價值的內容。
而說到采訪本身，我覺得其實并不值得大書特書。因為在我看來，
采訪本身的確還存在著很多不足，還大有可以改進的空間，比如，問
題可以更尖銳些，交流感也可以再加強些等等。這些都是我的遺憾。
節目播出后，我曾自問：為什么犯了“保守主義”的錯誤，沒了
在《東方之子》中的犀利大膽？答案很簡單：因為是給《焦點訪談》
做節目，我不敢大膽，不能大膽，不愿大膽。
坦白地說，自從坐到《焦點訪談》主持人的位置上，我常有如坐
針氈的感覺：既怕不能語出驚人而辱沒了這份榮譽，又怕不知緣由地
說錯了話、用錯了詞，犯下種種種種的錯誤。
當然，這并非我一個人的苦衷，每一位主持人、記者、編輯也許
都曾因此而痛苦和無奈。于是，我們不再珍視自己的靈感和創作激情，
有時，我們的“政治敏感”甚至比領導更強。
作為主持人，從《中國新聞》到《東方時空》再到《焦點訪談》，
我始終在為自己的“空間”而煩惱。因為我深知有了空間，才有主持
人的個性和光彩。老《東方時空》的四位主持人曾因《面對面》而拓
展了空間，張揚了個性，樹立了權威。而新《東方時空》推出后，卻
因直播形式而限制了主持人的發揮。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記取的經驗
和教訓。
很多人問我，美國的主持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權？我所看到的是：
100％。盡管有人為他們寫稿子，盡管他們也常常念別人寫的稿子，
但他們想說什么、想問什么，則完全是他們的自由，沒人過問。我并
非說那是榜樣，但當我們質問為什么美國的主持人各具特色，而我們
則是千人一面的時候，或許我們不該把責任完全歸咎于主持人。
在《專訪羅格》一期節目中，我獲得了比平時多得多的空間，也
獲得了比平時多得多的好評。這就是我的一點感受。
如果媒體干預司法
——張金柱案
□ 再 軍
張金柱是一個被執行了死刑的罪犯，執行時間是1998年2月26日。
此人曾是一個民警，擔任過鄭州市開發區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
8月24日晚8點多，他酒后開車，在鄭州市的金水路上，制造了一場人
間慘劇。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被當場撞死，孩子的父親連同一輛自行車，
被掛在張金柱的豐田佳美汽車下，一路狂奔，沖出去1500多米之后，
在眾人的攔劫下車才被迫停下。
1997年10月13日，《焦點訪談》播出《逃不掉的罪責》，披露了
張金柱撞人逃逸案的全過程。作為這期節目的采編者，在片中，我采
訪了大量的目擊者以及幸存的被害人蘇東海，當然還有張金柱本人。
節目播出后引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應該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開車
肇事后逃逸的人被人們通通叫做“張金柱”。
對于執法犯法警察的采訪向來不易，張金柱案尤其如此。
一些人說，包括張金柱自己也認為，他之所以被處以極刑，是新
聞報道的結果。換句話說，他是被媒體和輿論殺掉的。這也便是為什
么他在1998年被執行死刑之后，有關張金柱的話題仍然延續到今天的
一個原因。
當然作為跟蹤報道張金柱案全過程的記者，我對這種說法很敏感，
也很在意。直到現在，法學界對張金柱是否應該判死刑還有爭論。其
實，對一個案件，一個判決存有爭議是很正常的，這也說明法制環境
的寬松，法學界的活躍。但是，說《焦點訪談》殺了張金柱，于法無
據，與事實不符。很顯然，張金柱如此的結局，既有法律的莊嚴審判，
也包含了民意的道德譴責。如果說，在大眾輿論的層面上，包括《焦
點訪談》在內的一些媒體發揮了作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前不久，
哈爾濱的寶馬撞人案，如果沒有媒體的介入，沒有民意的集中反映，
結果如何，自有公論。換句話說，《焦點訪談》不介入的話，張金柱
能不能死，這反倒值得深思。
2004年2月，我所在的《聲音》欄目討論了一個話題，是關于發
生在吉林的“王有才梯子案”的。住在二樓的一家人，因為一樓的縣
機電公司不讓走室內樓梯，只得在室外自搭木梯，而且一走就是6年。
當事人王有才跑遍了所有可能的機關，結果都一樣，沒法解決。我記
得一個法學教授在分析這個案子時說得非常好，她說一個好的法律一
定和民意的判斷是一致的。
2003年7月，我接待了一位從大洋彼岸來到中國的學者，中文名
字叫李本，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研究的方向是中國司法體
制和輿論監督。李本教授在美國經過調查了解和檢索，把我在《焦點
訪談》的一些報道作為他研究的對象，進行了大量的分析。他對我的
熟悉程度超過我的想像，特別對我作品中的一些情節復述，準確得令
我感到驚訝。
張金柱案也自然成了李本教授和我談話的一個重要內容，經過探
討，他得出的結論和我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如果媒體干預司法，首
先是因為法制的不完備，其責任不在媒體本身。媒體的職責是披露真
相，換句話說，媒體只對真相負責。讓執法者感受到不公平執法可能
帶來的后果，正是媒體公眾良心的充分反映。與許多案件一樣，張金
柱案的披露和被公眾持續關注，是媒體的成功，更是法治的勝利。
在不同的場合，我見過張金柱4次，其中一次是正式采訪。印象
最深的是在1998年2月26日張金柱被最高法院核準執行死刑的時候，
他被帶離法庭和我對視的那一瞬間，恐懼和無奈充滿了他那張漲紅了
的臉。人們說他的眼里應該充滿憤恨，但是我當時沒有感覺到。
張金柱作為罪犯伏法已經有6年多的時間了，但是張金柱給我本
人、給法學界、給廣大社會留下的話題還沒有結束，他也就成為我在
《焦點訪談》9年多的時間里印象最深的警察。
《見證〈焦點訪談〉》
梁建增 主編
文津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