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一個全球化的新經濟時代，面對一場世界性的教育大轉型，
中國應該有怎樣的新教育？全國1300萬教師需要改變教育方式，3億
學生需要改變學習方法，6億以上的家長需要改變幫助孩子學習的做
法，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堂“經典教學”課
經驗是一條我們曾經沿著它到達今天的道路，可是世界在昨天早
晨變了，經驗還會是通往明天的階梯嗎？當今中西方的教育，自小學
起就有很大差別。在這一章里，描述了中國“經典教學”和已經發生
巨變的西方教育對學生前程產生的不同效果。
北京，某校。上課鈴聲在校園里響起。
鈴聲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靜悄悄。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這是學校里一個很好的班，學生們已坐得整整齊齊。
今天，英美教育專家要來這個班聽課。
他們已經來了，陪同前來的還有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
大家坐定，教課的老師走進來了。
同學們起立后坐下，老師側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沒有去巡視全
班同學，而是望向窗外。老師的頭上已有不少白發，黑板襯出他側立
的剪影……學生連竊竊私語都沒有，靜了，更靜了，一切聲音都沒有
了，世界靜到連聽課的外國專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這時，老師轉過身來從容說道：“現在開始上課。”
老師語言精練，沒有廢話。老師教態從容，板書時大家聽到粉筆
在黑板上行走的聲音。板書非常漂亮，極有條理。老師提問，學生回
答踴躍，而且答得相當有水平。
老師間或又在黑板上寫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漸漸豐滿起來，那
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師大筆一揮畫上一個圈，或一個框，或一個
大三角，看起來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像一個框架圖。
整堂課，老師沒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學生上去擦黑板。板書上
沒有多余的字，寫上去的就是重點，就是學生該抄到筆記本上去的。
老師繼續提問，學生解答仍然踴躍，仍然不乏精彩。
整個教學過程非常流暢。最后老師說：“今天要講的就講完了，
同學們回去做一做課本上的習題，鞏固一下。”
鈴聲響了。下課。整堂課無懈可擊。
這是一位特級教師，他露出了笑容。
同學們都很高興。
陪同外國專家聽課的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也很高興。
外國專家聽了卻說不出話來。
“或許他們也很驚嘆？等到了會議室再聽他們的意見吧！”中方
人員想。
到了會議室，我們虛心地請外國同行提意見。
外國同行說話了，他們說：不理解。
我們問：為什么？
他們說：學生都答得很好，看起來學生們都會了，為什么還要上
這堂課？
這個問題，把中國同行都問住了。
這問題反映的就是當今歐美教育和中國教育的區別。
歐美教育認為，當老師講得非常完整、完美、無懈可擊時，就把
學生探索的過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過程，就無異于取消了學習
能力的獲得。
所以，外國同行說，他們想看中國學生在課堂上是怎么學的，但
他們只見老師不見學生，因而認為這不是一堂真正的課，而像是一堂
表演課——學生在看老師表演。
可是，教學、教學，在課堂上的45分鐘，難道老師不該教得精彩、
精辟嗎？學生除了課堂聽講和踴躍回答問題，課外不是還有許多時間
去練習和溫習嗎？
這不僅是中國教師的理念。中國家長都希望孩子能上個好學校，
能遇到好老師，不就是看重老師教的水平嗎？
“兒子啊，你上課別說話，別做小動作，你得好好聽！不好好聽，
你怎么能學會呢？”所有的家長都這樣說。
可是西方教育認為：學生上課就是要說話，要動手，要又說又動，
又說又做。
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到底哪一種好？
我選擇從這堂“經典課”下筆，是想一步就寫出，這已經是我們
行之已久的認為很高水平的課，但就是這樣的課，是需要從根本上變
革的。這意味著中國要變教育，有相當廣泛的現狀要變，有相當艱巨
的路程要走。
笨孩子是怎樣制造出來的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組織評審，以“八校兩所”為核心，整
合了全國的研究力量，對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門課程，分別組建了
國家課程標準研制組。這“八校”是：北師大、華東師大、東北師大、
西北師大、南京師大、華南師大、華中師大、西南師大。“兩所”是：
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這是一支由全國300
多位教育專家組成的“國家隊”。
4月29日，300多位專家齊聚北京，首次大集中。這是中國新世紀
挺進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個盛會。
當大會宣布與會專家的首要任務是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教育
階段各科的課程標準時，大家都感到了不尋常的分量。就是這個課程
標準，后來在教育界被稱為“國標”。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學蘇聯，制定了《教學大綱》。如今制定課
程標準，便是要取代已經用了半個世紀的《教學大綱》，這不是小改，
是大動作。似乎為了慎重，這次課改分兩套方案——綜合課程與分科
課程——同時進行。比如，既決定初中的科學課要綜合物理、化學、
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內容，同時還設有物理、化學、生物
分科課程，我問：“分科課程怎么改呢？”
一位教授告訴我：“就像獨立的語文、數學、外語，變革動作也
很大。我舉數學的例子你可能比較好理解。比如數學，可以根據學生
不同的興趣和特點，在課程里分4個檔。我問：“怎么分？”
他隨手畫了個示意圖：
文科
學文史藝術類→70
學經濟管理→80
理科
側重技術應用→90
側重基礎研究→100
如圖所示，在文科中可分為兩檔，在理科中也可分為兩檔，如果
把數學課程的最高難度設計為100斤，那么學文史藝術類的挑70斤的
數學就可以了……學理科側重基礎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異的，有的人形象思維能力強，數理邏輯智能弱，他學
數學頂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數學天才挑同樣重的擔子，那不把
他壓垮了嗎？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學生是怎樣被壓垮的：
他頂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數學成績肯定好不了。
成績不好家長和老師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時間就被驅趕到數學里去，
結果他的其他課程也被耽誤了。最終他哪科成績都不好，一個“笨孩
子”就被制造出來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這樣的學生自己也覺得自己笨，父
母也覺得孩子笨，沒辦法。最終他可能一生都難有自信心，一生都活
得很艱難。
然而，他很可能是個藝術天才，或者是從事商業經營的能手，在
基礎教育階段硬讓他去挑數學天才挑的數學重量，就可能把一個藝術
天才或經濟學家消滅了。相反，如果讓一個科學家去做藝術天才輕而
易舉便能做到的事情，那個科學家也可能立刻其笨無比。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朱慕菊司長講過這樣一個事例，她說北京某五
年級學生把自己作業中的一道數學難題拿去請教爺爺，爺爺是位“兩
彈一星”科學家，結果科學家爺爺也做不出來。這個例子未必罕見，
我國數學課在實際教學中難度不斷加深的狀況已人所共知。
為什么要讓999人陪1人讀書
就在蘇聯衛星上天的1957年，美國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正
在琢磨：如何利用現有的計算機來賺大錢，這兩個年輕人，—個叫奧
爾森，時年31歲；另一個叫安德森，28歲。
他們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計算機售價動輒數百萬美元，能買得
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種價格低、簡便，用鍵盤和監視器就能與
之交流的小型計算機，就能賺大錢。在此，部分讀者需要留意，小型
計算機還不是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個人電腦，個人電腦叫微機。
他們獲得了成功。他們的公司很快發展成一個擁有百億美元資產
的大公司，被稱為“小型機王國”，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兩個年輕人做發財夢時并未想到，他們的努力將比衛星上天更能
給自己的祖國帶來好處。DEC公司的迅速發財，意味著計算機技術朝
社會化應用邁進了—大步，社會由此需要大量相關人才。
然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正在發展精英教育，高難度的課程使
美國出現許多厭學的孩子。拔尖的學生可以為諸如“阿波羅登月計劃”
這樣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適合美國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
才在哪兒呢？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戰”中陷入困境，
美國出現反戰熱潮。
據美國人弗蘭克·弗雷德爾著的《我們國家的總統》一書描述，
到1968年初，美國在“越戰”中投入了近50萬軍隊，此時美軍已陷入
“越戰”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總統，美軍從這年開始分階段撤軍，
然而“越戰”對美國的實際影響，比許多權威人士估計的都更深遠。
事實上，美國與蘇聯的科技競爭，無不考慮著戰爭。美國推行的
精英教育為美國培養頂尖人才，也含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國的
反戰熱潮，美國企業發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運動，都開始對
精英教育提出質疑。
反戰的聲音說：“二戰”結束后，國家應該走出戰爭的陰影，回
歸生活。
企業界的聲音說：科學應該用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教育界的聲音說：教育應該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民主運動的聲音說：教育應該讓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處。
當年，美國出現一本名為《約翰為什么不會做加法》的書，這本
書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眾對精英教育的質疑。還有一句非常著名的
質問：“為什么要讓999人陪1人讀書？”這話是說1000人里頂多只有
1人能成為科學家，為什么要讓999個學生陪這1個學生讀書？像這樣
以犧牲大多數為代價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國興起“有效教育運動”。這個運動站在精英教育的
反面，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處而呼吁。
《中國新教育風暴》
王宏甲 著
北京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