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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95％左右的時評已經淪落為“時事的牢騷”了（以下簡稱“時騷”）。這個“騷”不是《離騷》的“騷”，而是搔首弄姿的“搔”，隔靴搔癢的“搔”，臊氣熏天的“臊”。
說到時評，我更懷念的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甚至更靠前的光景，在那樣的時代中，時評猶如鋒芒畢露的匕首，刺向最需要解剖的地方，由此誕生了一批個性迥異、影響力巨大的時評家，諸如章士釗、張季鸞、邵飄萍，諸如鄒韜奮、儲安平、徐鑄成……時評大家們用如椽大筆，激揚文字，指點國計民生，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能言，從而造就了一個時代特有的文體。
令人郁悶的是，現時的時評家們大都表現得平庸、勢利、委瑣，無論是個性、思想深度，還是見解、學識，都無法望時評前輩之項背。有人或許會拿政治環境作為辯解的理由進而反駁我，對此，我不準備做冗長的回應，只想提醒列位:當下的所謂時評有幾篇是讓你怦然心動的？有幾個時評家是“我口說我心”的？有沒有時評家因為言論獲罪？更偏激的是，有沒有時評家因此失掉身家性命？答案都是否定的。和以往歷史時期相比，這不是一個更壞的時代，但是卻沒有產生更好的時評以及更優秀的時評家。時評退化成時騷不是時代的錯，也不是政治的錯，而是時評家自我矮化的結果，道理簡單得令人沮喪:你能指望侏儒寫出巨人的文章嗎？
時評的繁榮造成了喧囂的景象，可這種喧囂不是對同樣喧囂的時代的回應，而是由于不能充分回應所帶來的負面惡果，比如嘈雜、吵鬧與喧嘩。對于時評家來說，智慧和文筆是安身立命的兩件法寶。只有文筆而無智慧，只落得呆滯與刻板;只有智慧而無文筆則糟蹋了見識，于事無補無益，若鬧到辭不達意的地步，辱沒的怕不僅僅是個人小智慧，還會強奸時評的初衷。但事實是，我們的很多時評不僅沒有文筆，更是罕見思想，有的只是常識的羅列、人云亦云的自負，以及為時評而時評的牽強附會。
一個典型的壞例子是，“時騷”把道德樹立為衡量一切時事的不二尺度，習慣于掄起道德大棒，不管三七二十一掃將過去，順道德者昌，逆道德者亡。要知道，道德尺度不需要廣博知識與深刻思想的支撐，它僅憑本能和偷懶就能做到，時評家們似乎對于在道德情操論的大樹下乘涼感覺良好，這就是“時騷家們”的劣根性吧。劣根性讓時評失去了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削弱了反思的銳度和熱度，最終消蝕了時評的合法性。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論。時評家們希望用一成不變的道德杠杠，來搞清楚周圍的世界，可是世界的復雜性讓道德尺度本身變得破綻百出，難圓其說;于是乎，評議本身顯得可疑。不客氣地講，時評中類似的道德論者，是一種假借評論外衣掩飾的“道德變態”，它置換了自由、公正、理性等的名義，若就時騷對民眾的愚弄程度與方式而言，說它是一種時評恐怖主義并不過分。
從整體上看，我對現今活躍在報界的時評家們不抱有任何希望，這一輩的時評家恐怕是寫不出令人動心的時評文字了。有種東西是他們無法選擇的，是注定了的，那就是他們早期生活的時代。人當然無法選擇出身的年代，不過對他們來說，無法選擇基本上是順從的代名詞。在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時代里，他們所接受的訓練是捕捉與接受那些熟悉的東西、認可的東西、溫順的東西，而對別的一切要橫加排斥;不懷疑不叛逆不思考構成了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使在現時的所謂成熟時期，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已經褪盡了早期的思維烙印。一個細節是，他們被灌輸的議論文是死板的三段式，所有的可能只被縮略為單一的路徑，世界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比如說看了現今的所謂時評作品，不是讓人更清醒而是變得更糊涂，不是讓人更確定而是更加猶疑了。于是，在最可能產生反思力量的新聞文體中，時評家作為個體喪失了合理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喪失了從對時事的觀照中產生活的思想的能力。
如果說早期的時評大家們擲出的是鋒利的匕首，那么，現今的時騷家們扔出的則是幾塊小石子，甚至是一些輕浮的泡沫。他們扭捏的姿態似乎想夸耀自己繼承了前輩的衣缽，可那被證明只是濫竽充數似的幻想，事實上他們什么也沒有得到;他們在自己的時代里標榜著“時評化生存”，但卻從沒有觸及到這個時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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