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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19日上午9時，遼寧省海城市8所小學3000余名學生飲用當地教委推薦的豆奶后，陸續出現頭痛、腹痛、眩暈、渾身無力等癥狀。事故發生后，當地政府立即封鎖消息，直到百余名中毒學生及家長到北京的協和等醫院就醫后，這起中毒事件才被外地媒體所知�！洱R魯晚報》隨即連續刊登了新華社的系列追蹤報道：《豆奶擊倒三千學生調查》（4月13日）；《為何遲遲沒有答案：遼寧海城豆奶事件追蹤之一》（4月14日）；《學校該不該管學生消費：遼寧海城豆奶事件追蹤之二》（4月15日）；《你無權保持沉默：遼寧海城豆奶事件追蹤之三》（4月16日）；《專家細談調查始末：遼寧海城豆奶事件追蹤之四》和《海城豆奶事件謎底揭開》（4月17日）。
上級部門和外地媒體所給予的極大關注以及數量眾多的相關連續報道，是當地政府所始料未及的。“海城豆奶”事件發生后，海城以及鞍山市政府從沒有人正式出面給老百姓一個說法，這使得學生家長們在4月4日下午做出了阻塞交通的過激舉動，面對公眾的巨大壓力，政府以信訪辦的名義與學生家長對話，但在會上出示的鑒定結果仍然是原因不明。聞訊趕來的各地記者，更是被人為地阻隔于事件之外，眾多媒體無法獲得準確、可靠的信息。意外事故發生之后的遮遮掩掩，直接導致了當地政府工作上的極大被動。隱情不報，不但沒有達到他們控制信息傳播的目的，相反卻帶來了公眾的猜測，給各種小道消息和流言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與此事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3年4月18日，武漢市水果湖第一小學發生的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事件發生后，學校及當地教育部門將所有信息及時公開，不遮不掩，真誠面對家長和市民，為妥善處理事故贏得了寶貴的主動權。中毒事件發生在18日上午10時左右，在醫院進行了及時救治后，下午4時半左右，當地的衛生廳、教育廳、醫院和學校就聯合舉行了面對家長和媒體的通報會，公開了學生食物中毒的有關情況、醫院采取的救治措施及事后衛生部門對可疑食品的封存等等。并表示加緊調查事故的原因。這件事故的妥善處理，再一次證明了面對突發性的意外事件，政府對公眾和媒體采取積極配合的態度，只會有利于事件的解決，這樣做不僅尊重了公眾的知情權，更增加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理解，將危機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隨著人們的觀念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轉變，公眾已經能夠較為冷靜地面對一些突發性的意外事件。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完全避免天災人禍和意外事件的發生。以往的觀念認為，在突發性意外事件發生之后，政府為了社會的穩定，在沒有調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不應該隨便發布與此相關的任何信息。但是，隨著信息渠道與傳播方式日益多樣化，這種傳統的處理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實情況的變化。如果政府發布的信息不能滿足公眾的愿望，那么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來獲取他們感興趣且急需知道的信息，這時，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流言。根據傳播學原理，流言的產生有兩個前提：“第一，流言通常是圍繞著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問題發生的；第二，來自正式渠道的有證據的信息不足、狀況的曖昧性增加，會推動人們通過流言渠道尋求信息。”（郭慶光《傳播學原理》。）這種非理性的傳播行為危害很大，極易擾亂社會的正常秩序。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信息的口口相傳還極易造成信息的扭曲。即使以后政府將調查的事件真相公之于眾，也很難再贏取公眾的信任。例如發生在1995年的“千島湖事件”。這本是一個惡性的刑事案件，兩名歹徒在洗劫了千島湖一艘游船上的36名臺灣游客后，又將他們全部悶死在艙底。事發后當地政府嚴密封鎖消息，禁止大陸及香港、臺灣的記者進行正面采訪，對于這樣一個突發惡性事件，港、臺方面的報道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沒有可靠新聞來源的猜測和推斷，甚至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此稱為一起“政治性”事件。一個月后，新華社發布了事實真相的調查結果，但由于許多受此前報道影響的公眾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不愿相信新華社所公布的事件真相，總認為大陸官方有所隱瞞，致使兩岸關系一度緊張。
面對突發事件，政府和媒體如何將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達給公眾，成為政府、媒體、學界所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政府有義務向廣大民眾發布關系到他們切身利益的信息。及時向公眾發布信息不僅是信息時代的客觀要求，更體現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新的形勢下怎樣樹立一個民主的、開放的、負責任的政府形象，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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