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質競爭普遍受到指責,人們將同質競爭等同于惡性競爭。南京、武漢、昆明等地價格戰的爆發也被認為是同質競爭的惡果，業界都試圖以差異化或走專業化道路來避免同質競爭的發生。
成都既是中國市民報的發軔之地，也是中國報業同質競爭的重地。當初的《成都商報》原本只是個內部發行的小報，重經濟報道。受《華西都市報》成功的啟發，隔街相望的《成都商報》最先對《華西都市報》全面模仿，走上綜合性市民報的路子。從1995年8月開始，一舉由昔日的“精英報”與“綜合性城市經濟報”突變為完全的“大型綜合性日報”(市民報)。從那時開始，成都的這兩家重量級的報紙就開始了同質競爭的角逐。
成都報業的同質競爭更是隨著后來《成都晚報》的改版、《天府早報》、《蜀報》、《商務早報》、《四川青年報》的創立而升級。但令人驚奇的是：除了《蜀報》、《商務早報》、《四川青年報》在2001年由于屢闖紅燈或資金短缺被主管部門叫停外，成都報業的兩巨頭《華西都市報》和《成都商報》卻在同質競爭中越辦越紅火。1997年，兩報的同質競爭初顯端倪時，兩家的廣告收入剛好都是1億，但在2002年，也就是5年之后，《華西都市報》的廣告收入就達到了3.2億，《成都商報》則有4億；在剛剛過去的2003年里，兩報的廣告收入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華西都市報》達到4億，《成都商報》也有4億多。特別是《華西都市報》近幾年每年的廣告收入基本上都是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
如果按照同質競爭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同質競爭是惡性競爭，所導致的惡果是競爭對手的兩敗俱傷，就不能解釋兩家報紙為什么在經過多年的同質競爭之后還能保持這么旺盛的增長勢頭。
競爭觀念的改變
從二維競爭到三維競爭，兩報由互相詆毀到互相提高、互相學習借鑒。上面所說的創造性模仿是一個方面。同時，兩家報紙也在轉變競爭觀念，不再搞二維競爭,即不再把競爭的眼光只投向對手，而是將眼光投向了競爭的第三方——讀者，以誰能更好地滿足讀者需求作為衡量競爭勝負的標準。
在競爭初期，《成都商報》后來者居上，一步步地蠶食《華西都市報》的市場份額，在總體市場份額不變的情況下，《成都商報》市場份額的增加則意味著《華西都市報》市場份額的減少，在他們的拉鋸戰中，《華西都市報》獲得更多市場份額也意味著商報市場份額的喪失。這樣一種競爭態勢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競爭觀念，即認為這是場你死我活的競爭。在這種競爭觀念的支配下，競爭眼光就局限于如何擠垮競爭對手。于是，死盯著對手，試圖壓垮對方，互相拆臺，成了成都報業在上個世紀末的一大奇觀。為對手的某一處失敗而幸災樂禍，或以一種妒忌的眼光來看待對手的某次成功。兩報陷入了互相攻訐和辱罵的惡性競爭中。
但在近幾年，隨著競爭的膠著化，兩報的競爭格局已趨穩定，現在，《華西都市報》與《成都商報》兩家零售額在成都報業市場所占的份額基本上在70％左右。在這種競爭態勢下，誰也吃不了誰。兩報也都意識到這種二維競爭的危害性，它使兩報都沒有發展，反倒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于是開始慢慢地轉變競爭觀念，開始從第三方著手，著力提高自己對讀者的吸引力，提高報紙的質量，而不是和對手糾纏；盡力在如何更好地滿足讀者的各方面需求上做文章。2003年12月，曾經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張鐵林告周璇和《成都商報》案的判決結果下來時，《華西都市報》沒有趁《成都商報》陷入被動時落井下石，大肆張揚，只是在要聞三版發了條小小的簡訊，避免了一次互相謾罵。
兩報轉變競爭觀念，變競爭為合爭，變二維競爭為三維競爭，將競爭的眼光投向了競爭的第三方——讀者,以獲得讀者的認同來增強競爭力。主要看對手在哪些方面滿足了讀者的需求，還有哪些沒有滿足，自己能不能針對這些缺陷改進？盡量避免那些短視的、兩敗俱傷的競爭行為，都堅持走提高產品質量的道路，大力提高報紙的質量，讓報紙更好看，更有吸引力。兩家報紙都設有關于獨家、漏報的獎懲制度，《華西都市報》的漏報懲罰甚至包括新聞點遺漏。《華西都市報》有一個專門的評報組，每天負責對比同城的幾家報紙質量，比較得失、優劣，而這些比較包括新聞質量、版面質量、策劃質量，微宏觀兼顧。這種細枝末節的較量使報紙質量在同質競爭中得到逐步的提高。
這種競爭實質上就是“提質不加價”的隱性降價競爭，隱性的降價競爭不容易導致惡性競爭的發生，是有序的。兩報在這么多年的競爭中，從來沒有直接降低過報紙的價格，特別是這兩年，報紙價格和廣告價格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兩報在這種你追我趕的對報紙質量的同質競爭中，辦報質量迅速提高。競爭實力也都大大增強。
互相的創造性模仿
《成都商報》比《華西都市報》創辦得要早，但在還沒有出現《華西都市報》的日子里，其發行量一直在1萬份左右徘徊，處處受《成都晚報》的牽制。直到《華西都市報》創立以及迅速成功，何華章最先模仿這個成功的范例，也很快地獲得了成功。在那幾年中，《成都商報》 “如影隨形”，《華西都市報》怎么做，做什么，它也亦步亦趨。模仿從各個方面體現出來。從其辦報理念看，華西報 “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商報將其衍變為“讀者至上”；從其辦報方針看，華西報以普通市民作為主要讀者群，走主打社會新聞、都市新聞的路子，商報換湯不換藥， “打成都牌上大新聞”， 甚至《華西都市報》搞了特稿，《成都商報》就模仿成“太陽特稿”。
不光《成都商報》模仿《華西都市報》，在近幾年中，《華西都市報》也模仿《成都商報》，互相模仿成了成都報業市場上的一道風景。《華西都市報》的巴蜀版，《成都商報》模仿成“四川連線”；《華西都市報》的成熟的汽車展策劃，以及國際版的風格也正被《成都商報》模仿。2003年6月16日《成都商報》推出一個天氣預報專欄，包括上下班天氣、穿衣指數、吃火鍋指數等有趣的內容；10天以后，《華西都市報》也推出了類似的服務性天氣欄目；《成都商報》的時政報道、財經版、房產版也都是《華西都市報》的模仿對象。2003年末《成都商報》的“成都商報號”直升飛機剛剛升空，今年1月7日，《華西都市報》的“華西都市報號”火車又轟隆隆地出站了。
但兩報相互的模仿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選擇、有改變的創造性的模仿。創造性模仿——是哈佛大學教授西奧多·萊維特最先提出的一種創新戰略，他認為后來者所干的是“模仿”，但又帶有“創造性”，最后的成果或者不同或者還超過領先者。日本人運用這種戰略最成功。很晚才參加國際競爭，拿來外國技術不斷改進，反而把好多領先者甩在背后。《華西都市報》和《成都商報》相互之間的創造性模仿，促使兩家報紙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模仿；在模仿中創新，在創新中模仿；兩家報紙的質量進一步提高，實力不斷增強，從而實現雙贏。
同質競爭層次的提高
《華西都市報》和《成都商報》在白熱化的“市民生活報”的同質競爭中，報紙質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市場意識顯著增強，讀者對“市民生活報”的需求也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這種“市民生活報”層次的同質競爭也有它的局限之處，當兩報的“市民生活報”趨于完美的時候，這個層次上的同質競爭也就沒有了發展的可能，再發展下去,惡性競爭將不可避免。前幾年，在成都報界比較流行的“天花板理論”認為：成都的“市民生活報”競爭已到達天花板的頂端，要發展下去，只能向第二層——主流媒體發展，否則，大家就會在第一層樓上碰得頭破血流。
《華西都市報》作為都市報的鼻祖，又一次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從“市民生活報邁向主流媒體”的觀點，并全面付諸實踐。強化時政報道的力度，加大財經新聞的版面投入，壓縮社會新聞的版面空間，剔除小報浮躁作風，拓寬報道視野等。而《成都商報》也在提升報紙品位方面與《華西都市報》想到了一塊兒，它也試圖從市民生活報的定位中擺脫出來，向“主流媒體”進發。將“頭版獻給了黨”，時政、財經新聞做得比《華西都市報》還要到位。兩家報紙的十六大報道、神五號外、《成都商報》“珉江評論”，以及《華西都市報》的時政評論欄目等以往在市民生活報上難得一見的東西，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
從“市民生活報”的同質競爭到“主流媒體”的同質競爭，從同質競爭到同質競爭，在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同質競爭本身得到了提升。已經從市民報的低層次競爭上升到兩報對主流媒體的更高層次的同質競爭。在一次又一次的同質競爭中，兩報的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增強。經過這些年同質競爭的熏陶，成都的報業競爭已走向了成熟。
辯護詞
媒體的同質競爭普遍受到指責，這是片面的。《華西都市報》和《成都商報》競爭的例子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報在同質競爭中，競爭實力得到大大增強；廣告收入、影響力與日俱增，真正地實現了雙贏。同質競爭有惡性的和良性的區別；同質競爭沒有錯，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二維的、顯性降價等惡性競爭方式，而不是媒體間定位、結構的類似。
（成都）陳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