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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這個春天，因為“兩會”修憲而備受矚目。
“三個代表”入憲，“政治文明”入憲，“人權”入憲，“私產”入憲……這一系列把民眾意愿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修改，為所有期待國家進步的人們提供了想象空間。敏感的傳媒人，更是為之興奮不已。
在這次兩會上，不僅明確地把“政治文明”寫入了憲法，而且這次修憲本身也體現了國家政治文明的進步。這不僅將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社會進程，也將深刻影響著傳媒的生態環境和發展態勢。
媒體凝聚了太多的注意力資源，理應承載相應的責任。
在這個民主進程有序推進、社會形態正在轉型的關鍵點上，中國傳媒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當民眾的政治熱情上升之后，傳媒應該向他們提供什么樣的產品？新聞報道的“度”應該如何把握？當市場經濟廣泛滲透時，當理想和現實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時，新聞應該創造什么樣的價值？是通過傳遞偏見引發公眾的情緒化反應？還是依靠公正立場引導社會良性發展？
這些問題，本來就是傳媒人應該思考的問題，遺憾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在傳媒界已經很少有人去談論這類問題了。而現在，這些問題又無可回避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不可否認，現在中國傳媒業的繁榮程度是十幾年前無法比擬的，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然而，在繁榮的背后也有隱憂，主要是:在不算規范的市場競爭中，一些媒體急功近利，不同程度地偏離了媒體本位。這種偏離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傾向。第一種“偏離”主要存在于一些市場化的媒體中。不少都市報、晚報等生活類報紙，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片面夸大媒體產品的商業屬性，淪為賺錢的工具，出現了庸俗化的新聞價值取向:比如，一味熱衷于傳播沒有意義的、甚至低格調的小道消息，卻在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題材、重大問題面前出現經常性失語;一味炒作明星，追捧大款，卻對弱勢群體漠然視之，對構成這個社會基礎的普通民眾缺乏熱情；再比如，媒體尋租行為有增無減，等等。市場化媒體并不排斥各種調料，但是如果媒體任由這些調料成了主菜，那么這個媒體就只能游離于時代之外了。這種不入主流的“迷眾媒體”不會產生權威影響力。第二種“偏離”存在于依賴公費訂閱的機關報中。一些機關報被權力“優惠券”寵出了惰性，無視受眾的接受心理，從內容到風格都讓受眾敬而遠之。這種缺乏親和力的機關報，雖然具有產生主流影響的資格，卻沒有產生主流影響的能力。這也就是中央領導提出“三貼近”的原因。在這兩種“偏離”中，第一種“偏離”更為有害，一旦大眾傳播媒介墮落為某個商業利益的“代言人”或工具，那么，不僅無益于社會進步，而且還會通過傳遞變形信息和扭曲價值，在大范圍內產生破壞性影響。
所以，喻國明教授慨嘆:“在內容的社會訴求方面，中國傳媒業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在社會最需要的主流資訊領域里的缺位和失語。”
所以，李希光教授直言擔憂:“未來中國需要的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公共媒體？還是為投資者和華爾街服務的商業巨頭辦的媒體？”
同樣的原因，就在前不久舉辦的麓山傳媒高層論壇上，席文舉先生呼吁:“報紙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的社會機器，這個社會機器我們開動起來，難道僅僅是為了自己賺錢嗎？我們開動這個社會機器，除了為自己賺錢之外，一個更大的目的是要推動社會的發展，推動經濟的發展，推動科技、文化、教育各個方面的發展……”就是這位都市報的發起人，在幾年前都市報最火的時候，就清醒地提出了“向主流報紙邁進”的目標。
所幸的是，一些媒體已經開始修復對本位功能的“失憶”，自覺承擔起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2002年8月，《南方日報》改版，力圖打造一份政經大報;《南方都市報》增加時評版，全面加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言論建設；《北京青年報》2002年10月21日全面改版，新報紙結構仿效美國主流報紙《紐約時報》；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一出爐即呈現出“新主流媒體”的形態，并明確宣布:“對報道的一切新聞負責，包括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
最意味深長的是傳媒話語主題的變化。尤其是去年發生了“非典”、“孫志剛”、“伊拉克戰爭”等事件之后，圍繞公眾利益、社會變革、國家命運等的主流話題明顯增多，一些媒體正在進入“守望者”的角色。
去年歲尾，《新聞周刊》年末特刊的社評是《不是別人，是你自己》;新年伊始，《新京報》的元旦獻辭是《永遠堅守人的價值》、《南方都市報》的新年社論是《2004，我們只愿好好地活著》。這些令人感動的聲音，既體現了新一屆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也反映了轉型期社會深層發生的價值變化。
我們應該能夠感受得到，隨著改革的深入，大眾的關注點和興奮點正在轉移。當民眾不再只是關心“家事”，而是由此更加關心“國事、天下事”的時候，媒體有什么理由只做“局外人”或簡單的傳聲筒呢？
“高度決定影響力”。沒有高度，就沒有開闊的視野，就不能領這個時代的風氣之先，更談不上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當然，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并不等于否認媒體的產業屬性。如果不遵循市場規律和產業化規則把媒體做大做強，那么，就不可能在社會上形成強勢傳播。沒有足夠市場份額支撐的媒體，不可能產生實際的影響力。我們并不反對掙錢，我們反對的是把掙錢當作“惟一”。
傳播學家施拉姆提出，大眾傳播媒介有五種社會功能:守望者的功能、決策的功能、社會化的功能、娛樂的功能、商業的功能。
從簡單呆板的宣傳工具，到滿足受眾需求的大眾媒介，這是一個進步；從注重經濟效益的產業，到社會進步的推進器，又是一個進步。傳媒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媒體產品是一個特殊的商品。傳媒發展的過程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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