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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青年報》今年的兩會報道中，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組稿子。盡管我在作兩會報道總結的時候，說的有一多半是不足、缺陷、問題，但我們今年確實干得還是很漂亮的。《經濟學家在總理面前爭論經濟是否過熱》，《一次真正見了實效的監督》，《總理許諾給西部教育100億 陳至立警告:別出現教育廳長因腐敗落馬的事情》，以及對于胡錦濤、溫家寶參加代表團審議的若干獨家報道，等等，分量都很重。
不過，那一些稿子的采寫成功，都不如這一組稿子奇妙！沒用多跑腿，沒用多找人，記者采訪所用的工夫比別的大稿子都少，采訪對象順順當當地配合，一邊接受采訪還一邊夸我們。在所有媒體家家共享的信息中，我們搶出了獨家的重大新聞。僅僅因為我們多動了點腦子！
最先得到線索是在3月13日晚上。我們無所不能的人大記者組組長崔麗，從新聞中心領回了兩份文件，一份是大會主席團關于憲法修正案草案最后修訂稿的說明，一份是溫總理關于政府工作報告修改的說明。第二天，在閉幕式上，憲法修正案和政府工作報告將提交大會表決。
老路數，材料我先看過，在上面值得追訪的地方劃線，然后跟記者商量選題。
先看政府工作報告的修改情況。小改之處甚多，大都無關緊要。值得關注的就一條，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部分添加了一句話:“必須堅持改進工作作風，精簡會議，減少文件，把更多時間和精力用于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再看關于修憲的說明，第一頁上講的幾點，也沒什么好做的。于是跟崔麗說:“你就安排記者，明天好好寫寫政府工作報告中新加的這句話吧。”
崔麗離開了我的辦公室，我繼續一目十行地看那份關于修憲的說明。第二頁上，三分之二的篇幅在講為什么要刪去一個逗號。文字繞來繞去，一遍看不明白。再看一遍，覺得吃驚;又看一遍，我跳起來了，跑到門口大喊:“崔麗，回來！”
“寫這個逗號。這個逗號可比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那句話重要多了。明天晚上我們的一版除了新華社的閉幕式通稿，就靠它了。”我對崔麗說，“找憲法專家徐顯明，再找另外一個權威的法學家，再找一個農民代表，讓他們都來說說這個逗號。”
過一會兒，我們特別邀請的評論家黃章晉到了。每天晚上，我們倆都要碰一次頭，討論“兩會快評”的選題。說起這個逗號，這老兄也兩眼放光。
在熱烈的討論中，我語無倫次地把這個逗號的價值越說越神:第一，它充分顯示了憲法的神圣性;第二，在我印象中，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的會議主席團）第一次行使釋憲職能，也是除針對香港基本法以外，第一次以立法者的身份說明立法本意，并且這一說明本身也已具有接近于最高位階的法律效力;第三，刪除有歧義的逗號，并且如此詳盡地交代來龍去脈，主要是為了防止基層政府故意歪解憲法條款，侵犯公民權利，這再次印證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執政為民”的理念。這個逗號可以寫入中國的憲政史！
晚上九點來鐘，崔麗興沖沖地回話:兩個法學家都找到了，采訪非常順利，他們都對中青報能注意到這一個小小逗號的修改感到很佩服。第二天再去采訪一位農民代表，稿子就齊了。這時，我們的總編輯李學謙也到了。我興奮地拿主席團那份文件給他看，匯報了已經做的采訪安排。學謙說:“為什么保留這個逗號就會產生歧義，刪去這個逗號就沒歧義了，去采訪一個語言學家呀！”真是好主意！正好記者王堯就站在旁邊，我說:“你給劉爽（本報一位中層干部，曾兼職做過央視東方時空首批節目主持人）的老公打電話，她老公就是個語言學家，在社科院語言研究所。他要是不愿說，就請他推薦一個學者說。”
王堯給這位張伯江研究員打了電話。收獲超乎預料:張研究員的導師恰好就是我國語言學的泰山北斗呂叔湘老先生，而呂叔湘先生曾親自參與我國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的起草工作。張研究員告訴王堯，就在這次修憲之前，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授陸儉明和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專家們，一起接到了一個分析現行憲法語言問題的科研課題。他給了陸儉明教授家的電話號碼。王堯認為，這位陸教授也該采訪。我說:“那當然。”于是又一個電話打出去。
15日，一條新聞，一條解釋性報道，一條評論，同時見報。
最先，和崔麗商定選題時，我還說:“明天肯定所有媒體都會盯上這個逗號。”但出乎意料，事后看，似乎只有我們一家把它做了個大張旗鼓。真沒想到，這事也能弄成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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