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學生從復旦大學校門進出。

　　文/片 本報記者 郭靜

　　編者按

　　作為26所“推動建立健全大學章程，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試點學校之一，復旦大學近日正在起草的《復旦大學章程》引來各方關注。在元旦過后的第一個工作日，本報記者走進復旦大學，探訪章程起草始末。

　　近日，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稱，該校正起草《復旦大學章程》(以下簡稱“章程”)，即將走上“立憲”分權的依法治校之路。在歲末年初，這成為繼南科大招生之后的又一“給力”教育改革事件。復旦起草章程的想法始于何時？在復旦的學生和老師眼中，章程有什么用？制定章程的關鍵又在哪里？“立憲”治大學，路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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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聯系采訪的太多了。”1月4日，復旦大學綜合樓南樓宣傳部新聞中心的電話鈴聲不斷，該校宣傳部副部長、新聞發言人方明告訴記者，由于目前章程還在起草過程中，可以對外公布的內容不多。 對于復旦校長楊玉良來說，他沒有想到自己去年底的一席話竟然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 在2010年底的媒體聯誼會上，楊玉良稱正起草章程，并表示學校領導和部處負責人退出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復旦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并形成專門的會議制度和“召見問責”制度。 其實此前一周多的時間，在與學生代表交流的圓桌會議上，楊玉良就表示了“分權”的決心。“一所學校的各種委員會有沒有獨立運行的資格？不召開會議，都是假的；召開會議，問題也是輕描淡寫。我已經表態，所有的黨政領導從學術委員會中退出。”他說。 法治和民主，這是楊玉良認為此次內部治理改革必須遵循的兩個重要原則。

　　必須有一個十分明確的制度和規定，劃分和限定各種權力，包括校長的權力，“所以我們花了相當大的力氣清理校內各種規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復旦大學章程》。”他說，“大學的憲章就是大學的法律，把Vis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定好，即使換了校長也不會變。”

　　�ＰｎI導只是召集人，無投票權

　　對于這部被媒體熱炒的章程，復旦校園里的學生反而表現得十分淡然。 1月2日，在復旦BBS上，有人貼出了一條關于《復旦大學章程》的新聞，但截至4日只有兩個人跟帖。“這是限制那個啥的……”有一個學生這樣回復。

　　4日，在復旦校園，記者隨機采訪的多名學生中，大多數表示不清楚此事。“看到新聞了，如果能真正實現，當然是好事。”復旦新聞學院一名大三學生說，“不過我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希望牽扯到學生的都是具體的事情，有問題希望能找到負責的人。” 這名學生的想法其實也列入了楊玉良提到的改革之中，“按照‘依法治校、民主決策’的原則，學校只管宏觀格局，具體的資源分配和項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醫學領域的專家。具體工作，由各個專門委員會負責。”另外，對于資源分配和項目的決策，校領導擔任召集人，但沒有投票權，真正有投票權的，是進入委員會的專家。 “這種資源的分配方式跟西方有些大學的資源分配理事會結構相似。”一位復旦講師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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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表現得淡然，而許多老師則表現得相當謹慎。 該校一學術委員會的成員表示，對于復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內容還處于設想之中，不便于發表意見。而另一位成員則透露，目前復旦的改革成效難以確定，各種步驟沒有完成，校領導不想高調。 改革之難，似乎使不少復旦人欲說還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畢，還要交由學校教改會進行討論審定，并且考慮是否具備可操作性，如何對待原先的規章制度，是否需要新舊制度之間的一個銜接期，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 他說，章程的實施時間難以確定，“可能一年，也可能兩年，希望越快越好。”至于起草章程的組成人員結構如何，方明表示不便于透露。 “自主權是很難逾越的障礙。”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校內人士稱。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確規定高校擁有7項辦學自主權，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制定教學計劃、開展科學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過去了，這些自主權基本上都沒有落實，大學行政化毫無松動之態，反而日益強化。 楊玉良說，為了推進改革，復旦也在爭取向教育部申請一些權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與海外合作辦學、自主進行學位管理和專業審批等，“一切改革都有其價值，但關鍵是怎么改、怎么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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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的改革，引起了很多業內人士的關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從目前楊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內容看，情形并不樂觀。 劃分和界定各種權力，包括校長的權力，是制定章程的關鍵。“但問題是，誰來界定權力和責任？建立什么機制落實這種界定的權責？誰來監督章程的落實？這些問題在立法時不加考慮，分權還將是口頭上的空話。”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校長是由上級任命的，各種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是校長的下級，下級如何問責上級？” 怎么樣才能制訂出有效的大學章程？熊丙奇說，首先要調整好政府與學校的關系，其中包括調整撥款制度、遴選校長的專家委員會制度、建立決定資源分配的理事會治理結構，“這三方面理清了，才能保證大學的財政獨立性、辦學自主性和資源配置合理性。” 其次，還要實施教授治校、校長職業化的措施，要求校長與行政官員不能再從事學術事務，建立終身教授制度，防止行政人員以考核、聘用等名義干涉學術自由。 另外建立學術共同體，學術委員會負責教師聘用、考核等事宜，學校行政只負責執行決策。 “這個過程單純依靠大學自己的力量很難實現。”熊丙奇建議，復旦等26所高校可以借鑒南方科大的做法，“將章程提交學校舉辦者所在的同級人大常委會討論審議，這樣頒發后的章程才具備法律效力。而章程所制訂的各種制度，就成為有法可依的法律文本，不會因為學校領導換屆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