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香港電影的人，沒有不知道杜可風的。他在香港電影圈的地位，就如同顧長衛之于內地攝影圈，是名聲響當當的人物。王家衛的所有電影都由他執鏡，他也曾與多位亞洲著名導演合作過，其中有陳凱歌、關錦鵬、賴聲川等；1999年他首次執導的影片《三條人》入選戛納影展。同時，他還是一位藝術家，到目前為止的有12本書出版，參與了無數個人或組合影展。他的最新展覽是今年6月和幾位香港視藝界名將聯合舉辦的“香港藝域2000年”。
與王家衛“老夫老妻”
杜可風是那種傳媒最喜歡的被訪者，只要問他一句，他就會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即使講的不是他的母語英語，也難不倒他。
杜可風本名Christopher Doyle，他的中文名確實是名如其人。他十多歲時就離開老家澳大利亞，30多年來，他就像風一樣，浪跡天涯，因而能說流利的中、英、法語。他原本還能說印度語，后來太久不用，生疏了。
不過，這位被中國同行稱之為“老杜”，以香港電影工作者自居的洋人，卻不會說廣東話。他說是因為從未跟香港本地人談過戀愛。
出名的愛酒愛女人的杜可風認為：“學好語言的原動力大多來自愛情，因為你想溝通。當然，也有人的目的是為做生意。”
講到杜可風，總會讓人聯想到王家衛，此次名揚戛納的《花樣年華》，已是杜可風和王家衛的第九次合作。
“好慘！有種老夫老妻的感覺！”外號為“杜瘋子”的杜可風曾如此自喻。
老夫老妻——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彼此間那種親切感和安全感，其實是最彌足珍貴的。這令他在片場可以安心發揮，因為班底熟絡，互相之間已可以做到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我們就像Rolling Stone（滾石樂隊），平常大家各自去Solo（單飛），但每年總有一兩次開演唱會，會再聚在一起。”
杜可風此次執鏡《花樣年華》，雖然未能在戛納獲獎，但“王家衛電影之所以成功，少不了張叔平和杜可風”這個說法已是人所共知了。
所有成功的導演，其實基本上只有那么一兩句話要講，問題是，怎樣去表達。杜可風認為，不管是跟哪位導演合作，只要抓住重點就成。
《阿飛正傳》是綠色，《2046》也是綠色……杜可風承認過往偏好綠色，但不是很濃的綠，因為它在底片中最難搞，而且非常含蓄，不小心處理就會很顯眼。所以喜歡用綠色，在杜瘋子，是出于一種挑戰心理吧。
首次當導演
1999年，杜可風首次執導了一部名叫《三條人》的片子。講的是三個人，一個記得所有的話，另一個什么都不知道，第三個則關懷地把前兩者連起來。歌手許美靜出任女主角。
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香港的外國人，杜可風自認看到了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東西。因之，在他的作品里也反映了對香港的感受。
有人問他，為什么自己首次當導演，卻反而放棄了一貫的綠色，改選“藍”為主調？
他回答得很狡猾：“因為我的眼睛是藍綠兩色，當我穿藍衣時，眼珠變藍；穿綠衣時，眼睛變綠……真的，我寧愿相信這樣的理由，比說什么象征意義都有意思。”
他也只有這樣作答。因為，他不是一個善講大堆理論的人，更何況創作的感覺，本身不是三言兩語能講清的。
藍，在底片上，是厚度最濃的顏色，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小時候對著太平洋，就看見變幻無窮、深深淺淺的藍。大海令你想起媽媽，有種安全感，它有力，但寬容，泡在海中，像被媽媽攬在懷里。法文中，海為la mer，而母親則是la mere，發音接近，都是陰性。這其中總有點關聯吧？中文的“海”字中，也有個“母”在里面。”
感性的杜可風，潛意識里，有意選擇“忘記”；對過往，對個人體會都有意無意地“忘記”。他寧可如此，認為唯這樣才會專心創作，如果死抱著“過往”，向前就有阻礙。
“很多攝影師都會成為出色的導演。”他坦白地說，“因為導演的位置要夠全面，例如要跟很多人溝通，在這方面我卻不大行。當然也有攝影師成為出色導演的，如張藝謀。但近來他主要把精力放在傳統方面，重視結構、劇本、內容和表演等，都不是我最感興趣的地方。”
在好萊塢示范香港電影
全球電影人都以晉身好萊塢為目標，以打入好萊塢為榮，永遠搗蛋、倒行逆施的杜瘋子對此只是不屑。好萊塢不少人都曾想找他合作，他都回絕了。但《觸目驚心》的吉士云遜，卻成功邀得杜可風合作。不是因為“好萊塢”，而是因為杜可風對吉士云遜本人的欣賞。
“我看過他以前的作品，覺得彼此是同一類型，尤其在美術、攝影、燈光等處理上，覺得很親切，就像是我自己的東西。而且覺得，與他合作不會受太多好萊塢制式的約束……”他說。
《觸目驚心》是吉士云遜重拍希匹柯克的“Psycho（神經病患者）”，要求每一個鏡頭都跟足原作，向來率性而為的杜可風，卻意外地可以與之合作，倒有點令人驚訝。
“其實這次重拍，根本是一種概念藝術。當然，全片要從什么角度來講故事，攝影機該怎樣搖動等這些創作空間，要受點約制，這也是事實。但對我來講，攝影無非就是處理光、顏色和質感，不管是跟吉士云遜，還是王家衛、關錦鵬、陳凱歌，都是抓住這些重點！”
首闖好萊塢，杜可風唯一覺得驕傲的是：“我是香港去的，讓他們（好萊塢）知道我們也懂得拍電影！不要讓他們（好萊塢制度）把你吃掉！”
好萊塢總有那么一種大沙文主義。例如在做后期時，對方一再要調整顏色，杜可風則堅持那就是他要的。
“他們以為我剛從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為美國電影導演的搖籃）畢業呀，妄想教我如何拍戲！多謝啦！”他不屑地說。
“要堅持自己的東西，最終才會得到他們的信任。不然，他們（好萊塢）會把你吃掉。要讓他們知道你行，要花多兩倍精神，超過他們的要求，他們才會認同你。所以在那邊做導演更難，我非常同情陳可辛等在美國拍戲的導演——因為有太多不必要的東西在干擾你。”
“Liberty Heights（自由山）”是杜可風繼《觸目驚心》后的又一部好萊塢新片。
“此片導演巴利里云遜是一線導演，如果跟他合作過，以后在好萊塢就暢通無阻了。好萊塢是出名的勢利眼，他們只認你與誰合作過，只認你有無成就。他們找我，無非也是抱著試試的心態，想改變一下風格，增加點外來元素。日本也是如此，其實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王家衛，沒有這邊（香港）的工作環境，沒有默契，沒有創作的精神和力量，我一個人也幫不了他們什么。”
對于與好萊塢合作，自己有什么收獲，他的回答是“一頭霧水”。
好萊塢的工作方法和舒適環境令他大叫“悶倉”。因為杜瘋子嘛，天生靜不下來，他們卻按部就班，難免他不慣啦。
說到好萊塢經驗，他搔搔頭皮，“我自己也好奇怪，再回到香港拍片，好像好萊塢經驗也沒怎樣影響我！”
最愛拼貼式拍攝
看杜可風的攝影圖片，感覺也如看王家衛的電影；同是千變萬化的攝影角度，也是一抹藍一抹綠的主調。不少作品，原本就是他在拍電影間隙，用傻瓜機東拍西拍而成。
我們會從中見到張國榮在巴士上遠眺的背影；穿著旗袍的張曼玉在黑影內的微笑……無論是攝影還是拍片，杜可風特別偏愛這種拼貼式的拍攝成果，他希望能在這種自然清新的隨意配搭中，讓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顯露。
“我不是去尋找，也不是去捕捉，只是不斷亂拍，讓被拍攝者最真實本色一面呈現出來。”杜可風相信，意外產生出來的東西才是最有震撼力的。拍攝電影也如此。
拍《春光乍泄》第一天開鏡時，杜可風并不真明白要什么，只是在外景地門口及屋頂拍了些空鏡——梁朝偉和張國榮這對同性戀者，就是在這兒開始相愛的——不找靈感，只有意念。這些空鏡毛片放出來，只看到空的橋、空的天、空的一切，形神盡失。但王家衛卻異常有興趣地去揣摩這片空間的“性格”，還十分高興地說：“光用它，就夠跳一個有關這城市的拉丁舞了！”
“我靠下意識工作，又靠周圍空間各種氛圍。我不知王家衛又靠的是什么……雖然有時我很懷疑那根本就是我……除了家衛，無人能領悟，一大堆散鏡和空鏡中的合成密碼。我們就是這樣靈犀相通！”他如此形容與王家衛的合作。
1999年，杜可風去維也納參加電影節，一個女孩對他說，她很喜歡他拍的電影，那種感覺猶如“與生活做愛（Having Sex With Life）”，杜可風大為欣賞這句話。
一個好的攝影作品，其實并不在其本身的布局和結構，而是那個作品所流露出來的生活方式，令觀眾或瀏覽者能從中找到自己！這正是杜可風所追求的。
工作是參與和慶祝人生
問到杜可風最喜歡的消遣，他答：“保留生命中快樂的奇遇。”雖然成日風一樣的忙碌，他卻將工作視為參與人生和慶祝人生。
在6月和其他幾位香港視藝界名將聯合在城市大學舉辦的“香港藝域2000年”中，杜可風又刮起一陣讓人驚喜的風。
在大學涼亭門，他以幾只塑料袋和塑料小雞等展到他的名為“來自我的舒淇”的視藝裝置。
“我希望這件作品反映年輕、美麗、性和時間的稍縱即逝的本質，這反映我或我們對這些東西的執迷。因此，在我和其他很多人，這是對能夠象征以上種種的人的一份尊崇，一個充滿愛和信念的人物，她的名字是舒淇……”
除了電影、攝影，公眾藝術也是杜可風十分熱衷的。他認為，在公眾地方展示作品只有一個目的：重新向公眾顯示我們的幻想和共同分享我們的信念。
杜可風認為：“要把自己的行為從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分離出來是困難的，我們是我們的白天與夜夢的充滿活力的投射，我們是機會和可能，我們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的不同狀態和積淀。”
這正是杜可風風一樣活力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