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報一網”北京直播室（7）

“兩會三人行”談社會管理創新：
社會管理，政府不能包辦到底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平邑縣地方鎮九間棚村黨總支書記劉嘉坤做客“兩報一網”北京直播室

嘉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云

嘉賓：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平邑縣地方鎮九間棚村黨總支書記劉嘉坤

 

    新形勢必須要面對新問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利益主體不斷分化，如何科學地進行社會管理，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讓不少代表委員思考：究竟怎樣做，才能夠讓群眾的訴求得到合理表達？政府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創新，又該新在哪兒？

    12日，兩報一網“兩會三人行”欄目邀請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平邑縣地方鎮九間棚村黨總支書記劉嘉坤走進本報“北京直播室”，與齊魯晚報首席評論員張金嶺一起，就這些問題展開了觀點碰撞。

    �№n德云、劉嘉坤兩位嘉賓在兩報一網“北京直播室”，與本報首席評論員張金嶺一起探討社會管理創新話題。

    社會管理不能讓“老實人”吃虧

    張金嶺：為什么現在特別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能不能根據自己的觀察談談，當前社會在哪方面對我們提出了挑戰，讓我們必須創新管理？ 

    韓德云：這個任務是基于我們當前面臨的社會背景的復雜性。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但社會建設方面相對滯后，像上學難、就業難、住房難等問題。一些深層次問題暴露出來，對社會穩定造成危害。 

    劉嘉坤：現在國家對三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大，農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還有不少人發牢騷，這是什么原因？現在我們在法制建設、道德建設、群眾整體素質方面還有很多提升空間，還有好多政策提得非常好，但落實得不到位。 

    張金嶺：貧富不均是不是產生社會問題、影響人們社會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不是加大了社會管理的難度？ 

    韓德云：這不是影響社會管理的因素，而恰恰是需要社會管理創新的背景。改革開放這么多年，貧富差距加大，劃分出不同的利益群體，利益交叉復雜，這恰好需要進行社會管理創新，如果還是政府包辦到底，以簡單“一刀切”的方式解決問題，將很難適應利益矛盾多元化、復雜化的情形。 

    張金嶺：當前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絕大多數都可以溯源到利益關系。無論征地、國企改制、民企勞資糾紛，各種原因引發的問題都是如此。特別強調管理，老百姓可能會說，你不能理順利益關系，再強調管理也沒有用，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劉嘉坤：我舉個例子。現在搞建設涉及征地問題，很多人會鉆空子。有人一聽說有規劃，就會把一片地租下來，臨時種上密密麻麻的小樹，最后一畝地能獲得十畝地的補貼。反而遵紀守法的老實人吃虧了，甚至被笑話為傻瓜，這是不正常的。

    韓德云：這一點讓我印象很深，如果在征地時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出臺政策時實際考量農民的利益，這就是社會管理。傳統方式是按面積補償，但是我們得劃個線，規定從什么時候種的樹木可以補償，以后再有就不算了。不能讓鬧得兇的人最終得到好處，讓老實人吃虧。

    不能等有了矛盾再解決

    張金嶺：中央提出社會管理的八點意見，最終，社會管理的落腳點被置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什么把創新和加強社會管理的落腳點放在了民生問題上？哪些民生問題對我們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壓力？ 

    韓德云：創新社會管理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不斷高漲而產生的，核心要回到滿足這些需求上去。如果能滿足，社會矛盾就會減少，反之就會增加。把落腳點放到民生上，就是要回到滿足需求上。 

    傳統社會管理主要針對社會矛盾出現之后如何解決。管理創新，就是要改變過去滯后的社會管理方式，不是在矛盾出現之后解決問題，而是找到需求，把矛盾解決的著力點向前轉，不讓矛盾發生。

    劉嘉坤：我發現老百姓的需求不光是物質上的東西，還有些精神需求。不過很多惠民政策落實得不是很到位，這值得關注。比如我調研后就發現，不少農村書屋的書就擺著沒人看。

    張金嶺：有些群眾對地方不信任，或者在地方政府解決不了，就會選擇越級上訪，你們怎們看？ 

    劉嘉坤：有些事情的確必須由相當級別的政府才能解決。例如一個大型水庫修完以后，渠道要穿過幾個縣的區域，有些問題要解決，單由水利部門是不行的。如果上訪群眾反映的問題是真的，就必須解決，但如果有個別人是訛人，應該受到嚴肅處理。

    韓德云：其實，嚴格按照法律術語來講，通過信訪解決問題是行政解決，甚至連行政解決程序都不是的特殊程序，說穿了就是找到有關領導批個條簽個字，把問題解決。這導致很多老百姓“信訪不信法”，甚至對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還是要上訪，成了“涉法信訪”。 

    經過不斷規范管理，現在我國信訪已經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說上訪不是無所限制，而是可以終結的，不能讓公眾認為通過上訪可以達到所有要求，這反而會助長一些人的不良動機。現在我國信訪的數量有所下降，說明社會矛盾的解決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相信今后信訪會走到第三個階段，就是“信法不信訪”，該通過行政途徑解決，就通過行政途徑解決，不能的話就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如果法院做出了生效判決，就應該服從判決，那時上訪就會終結。

    創新管理少不了群眾參與

    張金嶺：要實現社會管理創新，我們到底該怎么做？ 

    韓德云：社會管理創新不能簡單等同于“加強社會管理”。以前面對危機應對型、矛盾解決型的問題，主要依靠政法系統努力，這些其實是比較剛性的。真正的社會管理創新，第一，要保障人民群眾依法參與社會管理，參與進來后他們的訴求就得到了表達。

    其次，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前都認為社會管理是政府的事，政府包辦到底就行。但是很多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例子，如果沒有社會組織恰當地扮演角色，政府做不了，就算做了效果也不一定好。社會組織的作用，已經在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此外，要形成行政管理與基層自治之間的有效銜接，讓基層自治的功能發揮起來。例如在農村，很多事情首先要依賴村民自治，找到好的方案，再加上行政管理做一些裁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形成以社區、鄉村為載體，以民眾的需求為導向的模式。

    劉嘉坤：村民自治如果發揮好了會非常好，但必須要與法律結合起來。

    張金嶺：有關專家說，創新社會管理，還要通過立法約束公權力，約束官員行為，要使公權力不至于侵犯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需要給它套上籠頭。你們對此怎么看？

    韓德云：肯定有約束公權力的問題，這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方面。

    劉嘉坤：我舉個例子。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現在相當一部分村里的公章被鎮上管著。村民有意見，辦些事情還要到鄉鎮上拿公章。

    韓德云：鄉鎮是一級政府，和村不是上下級關系。村民應該自治，但現在部分鄉鎮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進行管理，這是不應該的，損害了基層組織自治的能力，當然會造成很多社會矛盾。這就需要我們創新管理。  特派記者 王光照 馬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