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巴金與俄羅斯文學的情結持續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學道路的初期，在他創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歲月以及在他體衰力弱的晚年，都無時無刻不對俄羅斯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他在俄羅斯文學中探索過人生的道路，從俄羅斯作家身上汲取過力量，從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借鑒過寫作的技巧。
1980年巴金在《文學生活50年》的講話中，說他是在法國學會寫小說的。他歷數了幾位法國作家，稱他們為自己的老師。同時他又說，除了法國老師之外，還有英國老師、日本老師和俄國老師。
俄國老師中他提到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1812—1870)、自由派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1828—1910)和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1868—1936)。這是幾位思想意識并不相同的人物，但巴金卻從他們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細讀巴金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對他創作生涯發生過影響的遠不止上述四位。他還提及過雷列耶夫(1795—1826)、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952)、岡察羅夫(1812—1891)、涅克拉索夫(1821—1878)、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斯捷普尼亞克—克拉夫琴斯基(1851—1895)、迦爾洵(1855—1888)、契訶夫(1860—1904)等人。另外，還有克魯泡特金(1842—1921)、薇拉·妃格念爾(1852—1942)和愛瑪·高德曼(1869—1940)。后三人雖然不是專業作家，但他們的自傳和文章對青少年時代的巴金影響甚大。
新中國成立初年，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時期，后來兩國關系出現裂痕以至破裂，這期間巴金仍然殷殷關注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1957年9月27日他回答蘇聯漢學家彼德羅夫提問時，復信中說：“舊俄作家我特別喜歡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后來也喜歡高爾基與契訶夫。我還喜歡過安德列耶夫和阿爾志巴綏夫的一部分作品(魯迅和鄭振鐸翻譯的)。”談到蘇聯作家時，他寫道：“我最喜歡的是肖洛霍夫、愛倫堡、法捷耶夫、阿·托爾斯泰、費定。”他注意收集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的插圖本。他托人為自己或為朋友代買過愛倫堡的《大波》、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山外青山天外天》、田德利亞科夫的小說《死結》、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葉爾紹夫兄弟》等。說明他對變化中的俄羅斯文學一直十分關注。1964年1月18日巴金日記里有一段記載：“午睡一刻鐘，一點后動身去兒童藝術劇場看蘇聯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記得1992年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看望巴老時，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蘇聯文學藝術的近況。
巴金翻譯過不少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如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與《處女地》、高爾基早期描寫草原上的人們生活的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小說、斯捷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迦爾洵的《信號》以及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高德曼的《婦女解放的悲劇》、妃格念爾的《獄中二十年》等。
巴金一再表示，他從事翻譯是為了學習。他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了人道主義精神、愛人民的思想、反對封建的斗志、對被壓迫受侮辱的人們的同情、爭取自由和幸福的斗爭，學到如何把感情化為文字。
最喜歡的一部書
巴金說過，他喜歡讀革命家的傳記和回憶錄，特別是在青少年時代。這與他當時的向往與苦悶有關。他厭惡封建大家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覽各種書籍排解煩惱，尋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時期，得到一本小冊子——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節譯本。這本小冊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提及這本小冊子時寫道：“這里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它們是多么明顯，多么合理，多么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15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巴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上，每夜拿出來閱讀。“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從那時起，我才開始明白什么是正義。這正義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
1928年，巴金懷著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
1930年他又譯了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又名《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七年以后巴金又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個反抗者的話》，有人譯為《告少年》)。
巴金在他譯的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一書的代序中，建議青年讀者要熟讀它，要把它當作“終身的伴侶”，因為它是“青年們的福音”。巴金介紹書的作者，說“著者把他的四十幾年的生活簡單地、毫無夸張地告訴了我們。在這里面我們找不出一句感傷的話，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話。我們也不覺得他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偉人，他只是一個值得我們同情的朋友”。又說，克魯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個平常的人，去幫助別人，去犧牲自己”。
我們從巴金的代序中還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地熱愛這個安那其主義者，愛他的人品與思想。“幫助別人，犧牲自己”成為青年時代巴金追求的目的。
《我的自傳》只是克魯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記錄，從1842年寫到1886年，這里還沒有包含他生活的最重要時期。其實他那多災多難、燦爛輝煌的后半生的基礎，遠在1886年以前已經確定了。
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是一部19世紀后半期的歐洲史。
1933年，《我的自傳》譯本再版時，巴金增加了15幅他從外國搜集到的插圖。巴金對再版這部書表現出極大的關心。
巴金認為《我的自傳》是他譯過的三卷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學性最強的一種”，對他的“影響極大”。這部書的理念和奮斗精神為巴金奠定了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基礎，也促進了他的文學創作事業。
跟隨著“自由”的旗幟
巴金是小說家，是翻譯家，主要翻譯小說。但他青年時代還寫過詩和譯過詩。1922年，巴金18歲在鄭振鐸編的《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報》上發表過十二首短詩，以后又寫過《我說這是最后一次眼淚了》和《上海進行曲》等。
他譯的詩歌有俄國的、法國的、德國的、日本的、美國的。他譯的詩不多，但富有叛逆精神，和他當時的思想傾向相一致。
巴金24歲時譯了兩首歌頌俄羅斯農民起義領袖斯特潘·拉辛的民歌：《伏爾加的巖石上》和《伏爾加伏爾加》。
……
“我將犧牲一切而毫無怨言，
我愿把頭顱奉獻給自由之祭壇。”
司特潘的有力的聲音
響徹了伏爾加的四岸。
……
他譯的普希金的詩只有一首，即《寄西伯利亞的音信》。這首詩代表了普希金的性格，表達了詩人對革命者們的同情，也傾訴了譯者的胸懷。
寫這首詩的歷史背景是1825年的12月14日，俄國一部分有知識的激進分子為爭自由，拒絕參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誓典禮，在圣彼得堡圣伊薩基輔大教堂廣場實行軍事政變，企圖建立共和國政府。他們的行動缺乏廣大民眾的支持，政變事敗。佩斯捷爾上校、詩人雷列耶夫等五位領袖被處以絞刑，其余的121人被判處服勞役，流放到西伯利亞礦坑中作苦工。他們在冰天雪地上的生活感動了不少的人。詩人普希金為他們獻上這首詩：
在西伯利亞礦坑深處，
你們驕傲地忍耐著；
那艱苦的工役不會成為徒然，
叛逆的思想永遠頑強地存在。
一聲呼喊，獄墻便會崩頹，
粗重的鐐銬也將落自你們的身；
“自由”將堂皇地迎接你們。
你們的弟兄也會送還你們的軍刀。
……
普希金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穆拉維約娃將這首詩帶往西伯利亞。過了不久，十二月黨人奧多耶夫斯基以流放西伯利亞的囚徒的名義，同樣用詩回答了普希金，表明他們雖然深陷囹圄，但并沒有屈服。《答普希金一首》也是巴金譯的：
……
但是，朋友啊，請不要懷疑我們，
我們要驕傲地負著那惱人的鐵鏈——我們的命運；
鐵格子關不住我們的深邃的心，
在現今我們還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們的艱苦的工作決不會成為徒然，
從這火光里將冒出一股強烈的火焰，
我們的人民也將從睡夢中驚醒，
跟隨著“自由”的旗幟，不怕長夜漫漫。
……
巴金說那些詩是“血和淚的結晶”，他曾被它們感動過，“希望別人也受到它們的感動”。
巴金當時翻譯這些詩時雖然不是根據原文，但他的譯文卻強烈地反映出原作的精神。巴金自認為譯文“十分惡劣”，可是今天我們誦讀時仍感到氣勢磅礴。
雷列耶夫是俄國十二月黨人詩人、1825年2月14日起義的領導人。他的作品有抒情詩、歷史詩、長詩等。他的詩充滿俄羅斯浪漫主義所特有的政治聯想。
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的書名就來自雷列耶夫的長詩《納里瓦依科》。當年巴金將雷列耶夫的長詩的幾句譯成漢文，印在小說的扉頁上，表達了他愿像長詩中的人物一樣，獻身革命的決心。雷列耶夫在詩中說“滅亡等待著第一個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的人”。雷列耶夫本人就因為“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領導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絞刑架上。巴金稱贊他是“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滅亡’的英雄”。
巴金說：“《滅亡》這個書名有雙重的意義。除了控訴、攻擊和詛咒外，還有歌頌。”《滅亡》歌頌了革命者為理想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
言行一致
巴金一生都與列夫·托爾斯泰維系著精神的交往。他研究過這位俄羅斯偉大文學家的生平，傾心閱讀過他的小說，撰寫過他的傳記，幾十年間多次在文章中回憶他閱讀《復活》和《戰爭與和平》時心靈所經受的震撼和感動。
早在1921年巴金17歲時，他就在自己的家里與朋友們辦了一個周刊，名為《平民之聲》，從第4期起該刊便開始連載他寫的《托爾斯泰的生平和學說》。
1928年巴金在巴黎時，應胡愈之之邀為《東方雜志》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誕辰從法文轉譯了托洛茨基有關這位俄羅斯文豪的文章。
1931年4月巴金發表《家》時，在總序中開頭便寫道：
“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曾經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接著他對這句話又予以否定，說：“事實并不是這樣。生活并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斗’。”肯定與否定之中展示了巴金當時的思想的演變。這種演變貫穿了巴金的全部創作。
1935年巴金在日本時，廣讀各種書籍，說“對老人寫《復活》的經過情況很感興趣，保留著深刻的印象”。過了50年，他還清清楚楚記得書中的一些情節。
早在20世紀50年代，巴金從法文轉譯了高爾基撰寫的《列夫·托爾斯泰》和《索菲亞·安德列耶夫娜·托爾斯泰夫人》。托爾斯泰和他夫人的矛盾、他的家庭悲劇，有個時期成了社會熱門話題，包括我國在內。托爾斯泰身為貴族，有龐大的莊園，有一大堆兒女，還有不少食客。要管理這樣一個家很不容易。托爾斯泰夫人是位相當能干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爾斯泰和管理家務上。她崇拜托爾斯泰，為托爾斯泰抄過七次《戰爭與和平》的稿子。托爾斯泰到了晚年厭惡貴族生活，要改變生活方式，幾次想離家出走。托爾斯泰身上充滿矛盾，他在藝術上成就越高、名氣越大，就越想做到言行一致。他放棄了文學創作，一心為農民編纂課本；平日也穿起粗布衣服，常為貧民去耕田。然而，全部家務事都壓在夫人的肩上。托爾斯泰夫人有苦無處申訴。巴金認為高爾基在文章中替托爾斯泰夫人“說了幾句公平話”。
不管怎么說，托爾斯泰正像巴金所說，是“十九世紀文學的高峰”，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1984年巴金在東京舉行的第47屆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中談到：“在許多前輩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種為任何黑暗勢力所摧毀不了的愛的力量，它永遠鼓舞讀者團結、奮斗，創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丑的’。”托爾斯泰的道德力量影響著巴金。
1985年，巴金81歲了。有一天老人在《讀者良友》雜志(第二卷一期)上讀到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爾斯泰私生活秘密為名，實際上是在偉大死者的臉上抹黑。巴金讀后異常氣憤，覺得作者活脫脫用的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調。他認為必須予以反駁，維護大文豪的尊嚴。他也寫了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但在標題上加了一個問號，以示與原作者針鋒相對。巴金說：“偉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我只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污泥濁水，看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艱難的道路。”又說：“他給后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么多的糾紛，招來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別人的意志強加給他了。”
巴金理解托翁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與妻子與信徒們的關系的復雜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藝術，但巴金堅定地認為托爾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誠的人”，說“他從未隱瞞自己的過去”。托爾斯泰年輕時確實過著放蕩的貴族生活，但是“作為作家，他嚴肅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種欲念作斗爭”。
巴金說“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認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
一生最后的工作
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被巴金視為是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爾岑是俄國19世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著名的政論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歲流亡國外，長期生活在西歐，死后安葬于法國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記得他初讀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一書時，書中的人與事使他如何激動，如何亢奮。他說：“當時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還沒有寫成。我的經歷雖然簡單，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團火，它在燃燒。我有感情要發泄，有愛憎需要傾吐。我也有血有淚，它們通過紙和筆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覺間受到了赫爾岑的影響。”
幾年后，巴金撰寫《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一書時，有一章專門介紹了赫爾岑：赫爾岑的家庭、他的學歷、他參加革命活動，被捕入獄，流亡國外，創辦《北極星》和《警鐘》雜志，他與俄國的巴枯寧、法國的蒲魯東、意大利的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劇等等。這一切無疑為巴金后來翻譯《往事與隨想》作了鋪墊。
1936年，巴金翻譯了赫爾岑回憶錄中的兩個片段《海》與《死》。他還向魯迅表示過要翻譯這部100多萬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譯出回憶錄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個家庭的戲劇》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賞赫爾岑的文筆，說他“善于表達他那極其鮮明的愛與憎的感情”，說他的文章“能夠打動人心”。
巴金在上世紀40年代初寫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證赫爾岑的話。巴金時斷時續在翻譯赫爾岑這部巨著的一些章節。
“文革”后期，1974年，70歲的老人再次拿起筆來，每天翻譯幾百字，一邊翻譯一邊作詳細的注釋。他把翻譯《往事與隨想》看成是一種學習，“我要學習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說，“當然學習是多方面的，不過我至今還在學習作者如何遣詞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動別人的心，用自己對未來的堅定信心鼓舞讀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說：他總想能在活著期間把一百多萬字的《往事與隨想》譯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沒有關系，留下來總有點用處。他寫道：“全書好像是歐洲和俄羅斯19世紀前半期政治和社會的編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赫爾岑的回憶錄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動統治，寫得很出色，值得學習。“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幫’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這塊牌子，也無怨言。現在認真學習，倘使譯完赫爾岑的書，能學到一點他的筆法，又能多活幾年，有機會再拿起筆給‘四人幫’畫個像，給四害橫行的日子留下一點漫畫、速寫之類的東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爾岑的回憶錄不僅在文體方面給予巴金諸多益處，而且“文革”期間在精神方面也給予這位受盡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強了他堅強地活下去的勇氣。他回憶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經歷時，深有感觸地寫道：“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19世紀俄羅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的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1977年他譯的《往事與隨想》第一冊問世了。第一冊包含原作中的前兩卷，即《育兒室和大學》和《監獄與流放》。
巴金年齡越來越大，體力越差，疾病纏身，寫字困難，精力也不夠。他只譯了《往事與隨想》的五分之一，意識到自己已無法完成這部巨著的翻譯工作而感到遺憾。這時，我國有兩位翻譯家主動愿意幫助巴金完成他的譯著，一位是臧仲倫，另一位是項星耀。臧仲倫幫助巴金校對了他的全部譯文。項星耀則把這部巨著全部譯出。1993年年終，90歲高齡的巴金寫信給項星耀說：“在這個金錢重于一切、金錢萬能的時代讀到您介紹的好書，我實在高興。”他感謝這位譯者替自己向讀者償還了一筆欠了幾十年的債。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晚年的主要著作《隨想錄》，其書名即來自于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巴金說：“赫爾岑是我的‘老師’，他的‘回憶’是我最愛讀的一部書。”
影響與聯想
巴金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多次提及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對他從事創作的影響。除了前邊講過的幾位俄羅斯作家之外，還有作家斯捷普尼雅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人。斯捷普尼雅克是19世紀善于揭示人的心理的作家。巴金翻譯的他的《地下俄羅斯》是一部人物特寫集，其中寫到幾位在國內遭受迫害的人，還有幾位流亡國外的人。當時這些人的犧牲精神、為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非常合乎他的思想要求。
事過幾十年后，到了1961年，巴金談及當年翻譯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俄羅斯》和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時說，這兩本書不像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那樣難以解釋，“書中熱情的句子和流暢的文筆倒適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譯時一再揣摩，體會，無意間受到了一些影響。”正是這些“影響”促成巴金一部又一部大作的問世，促成他作為大作家的成長。同樣，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也使他非常欣賞。巴金說讀了他的“充滿熱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并說他的小說《滅亡》里，“斯捷普尼亞克的影響是突出的，雖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不是一類的人。”
巴金在《隨想錄》中一再反思自己在十年浩劫期間的表現，檢查自己的思想：為什么一個正常的知識分子，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竟會自殘自罰、承認莫須有的罪名？有時，他的思想就會聯想到經過煉獄的俄羅斯作家們。
1981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那段慘不忍睹的經歷時，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說自己當時已在“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造反派”看來，是“反動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巴金，引導巴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巴金沉痛地說：“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作‘知識分子’看待，批斗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
上一世紀80年代巴金在法國訪問時，有人向他提問：他的作品中是不是有一種提倡受苦的哲學？巴金回答：“我寫作品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沒有什么哲學，我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類的作家。”在這里他又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明確劃分了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界限。
巴金的作品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拷問心靈的作品有一定的區別，但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確實講過“痛苦是我的力量、我的驕傲”一類的話，如小說《里娜的日記》。巴金明確提出：“我并不提倡為受苦而受苦，我不認為痛苦可以使人凈化，我反對禁欲主義者的苦刑，不贊成自找苦吃。可是我主張為了革命、為了理想、為了崇高的目的，不怕受苦，甚至甘愿受苦，在那種時候，痛苦就是力量，痛苦就是驕傲！’這里面并沒有什么哲學。”
1985年1月，中國作協召開第四屆代表大會，文學界出現了新的變化。巴金更多地在考慮“創作自由”的問題。這時他又想起了俄國，想起19世紀的俄國作家們是在怎樣的條件下進行創作的。他想到詩人涅克拉索夫臨終前在病床上訴苦的情景，說涅克拉索夫開始發表作品就遭到檢察官的任意刪削，當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時，他的詩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巴金說，他記不清楚涅克拉索夫的原話，可是“《俄羅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沒有‘創作自由’這事實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同情城市下層平民、勞苦農民和婦女的遭遇。他先后主持過當時進步刊物《現代人》和《祖國紀事》。1848年法國大革命嚇壞了俄國當局，沙皇政府于是按照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成立了專門審查進步刊物的委員會。《現代人》的出版一年比一年困難，但涅克拉索夫沒有屈服，后來辦《祖國紀事》時，他仍然同審查機關進行不懈的斗爭。巴金說：“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沒有自由，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但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至今還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許多光輝的名字都是從荊棘叢中，羊腸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
巴金贊揚涅克拉索夫為創作自由奮斗了一生，深深感受到創作自由來之不易。同時巴金又提及托爾斯泰，說他的三大長篇和最后一部《復活》都是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寫作發表和出版的。“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在他的國家里沒有出過一種未經刪節的本子。”
巴金語重心長地說：“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又說：“嚴肅認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寫出垂光百世的杰作，雖然事后遭受迫害，他們的作品卻長久活在人民的心中。”
巴金期盼我國作家們，特別是中青年作家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勤奮創作，以使我國的文學園林百花盛開。
巴金文學生涯的開始，他的第一部小說的篇名《滅亡》即取自俄羅斯革命詩人雷列耶夫的詩句。巴金老年撰寫《隨想錄》，其書名又是受到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的啟發。巴老100年的漫長生涯中一直和俄羅斯文學保持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俄羅斯優秀的文學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