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涉歌手歌曲推廣貪污案件，英皇娛樂集團主席楊受成及其他21名娛樂界人士已被廉政公署拘捕。
看完這篇報道，我很詫異，因為像類似這種花錢上排行榜的例子在我們內地也不少見
，最多屬于行業不正之風。香港廉政公署何以如此小題大做，竟扣上“貪污”的帽子？何況，在內地的司法解釋中，“貪污罪”的主體資格是“國家工作人員”，而這次香港廉政公署調查的22人中，有廣播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娛樂業主席、副總裁、董事、職員、歌手，好像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公職人員。難道香港對“貪污罪”的主體資格定義和我們內地不同？又或者這次廉政公署的“舞影”行動弄錯了？后來查了查資料，這才發現原來這里面還真的是有公職人員。報道中所稱的“一家廣播公司的兩名高級行政人員”便是公職人員。
據香港現時的《防止賄賂條例》，香港三大電視臺及三大電臺均屬公共機構，其雇員同屬“公職人員”，所受監管遠比私人機構嚴格，倘任何人向他們提供任何利益以助歌手爭取獎項，即等同“賄賂公職人員”。
看到這里，我不禁嘆服于香港法律條款的細致入微，同時聯想到我們內地的法律，假如也有類似的條款，查辦起社會的一些腐敗丑惡現象，豈不是也可以得心應手？而不會出現法官頻頻抱怨法律存在太多盲點的尷尬局面了。去年的龔建平黑哨案，從發生到今年1月29日一審判決差不多歷時一年時間，其間還多次引起法律界的紛爭，很多專家認為龔建平沒有“受賄罪”的主體資格，因為作為裁判他不是國家工作人員。還有一些專家認為最多只能勉強以商業罪案來定論。假如我們的法律早早的規定了裁判員也屬國家工作人員，這樣的爭論也絲毫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法律也可以及早介入此事，而不會拖延至今年才以“受賄罪”判處其10年徒刑。不僅如此，我覺得我們的法律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定義完全還可以擴大化，一些涉及公共事業、公共利益的機構和部門的人員都可以算作是“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有此規定，那么醫務人員收受紅包以及傳媒業中的有償新聞等老大難問題解決起來是不是也更為方便了呢？
也許有人會反駁道，這么多行業的人員都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豈不會導致國家機構臃腫，加重納稅人負擔？其實大可不必有此擔心，我們法律完全可以規定只給予他們“國家工作人員”的等同資格，而不給予或低限度的給予他們享受“國家工作人員”的待遇。這樣的規定顯然并不影響他們現有的生活質量，只是以法律形式增加了對他們從業道德的監督，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香港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內地借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