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李書磊先生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文章，指出了余秋雨散文作品中的某些硬傷。本報去年也曾刊登過江蘇讀者吳海發《致余秋雨教授一封公開信》，對余秋雨先生作為學者身份還是散文家身份來寫作提出質疑，認為學者的余秋雨不應該在其散文作品中出現某些硬傷。后來又有了余秋雨在其《山居筆記》一書中的自序和各大傳媒所刊登的余秋雨《告全國讀者的一封信》。
此舉迅速激起了部分讀者的反感，他們認為余秋雨太“上海男人”了，作品中出現點硬傷算得了什么，值得花2.5萬字的筆墨在一部20萬字的書序中自辯嗎？而且《山居筆記》自序與《告全國讀者的一封信》給社會同樣一個讓人不可思議的信息是，余秋雨對自己作品中的硬傷置若罔聞，王顧左右而言他地把盜印其作者與批評其作者牽連起來，得出的結論是大家余秋雨也太小家子氣了，整個兒一個上海男人！
對于傳媒的這些批評報道，長期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余秋雨先生均一概不知。他告訴記者：“即使知道了一些，那也是后來的事。我長期在外，北京的報紙我很少看。所以報紙上說些什么，大多是朋友轉告我的。有人還勸我有所反應，我說這沒什么，讓它去吧。”
余秋雨很明確地告訴記者，他不認為自己是上海男人。其理由，首先是年少時生長于農村，后隨父才到上海讀中學，雖混跡于都市，但他最拿手的作文所描寫的是一派廣闊的鄉村景象，而決非弄堂文學。當大學進上海戲劇學院直到留校任教、考上該院院長，余秋雨先生也認為自己并未與上海男人為伍。他說，上海戲院里上海生源很少，大多來自全國各地，上海戲院也不講上海話。辭去行政職務之后，余先生每年在上海停留的時間才一個多月。其次，余秋雨對上海及其變遷還是滿意的。他說上海太多元化，上海男人也很多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是上海人，他身上體現出的周到、厚實、溫和，就是上海男人的某些特征，余秋雨稱這是對上海男人的一種“移位觀測”；還有本位觀測，即看現在生于斯長于斯的上海男人，他們也很敬業認真，所以才把上海這座城市規劃改造得那么好；最后才是流動的小市民，即外地人印象中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計較的上海男人。其實，上海人本身也反感這一類。余秋雨說，可喜的是，這類人已從早期的社會主要景觀改造成如今社會的邊緣狀態。
由此可見，余秋雨不認為自己是上海男人，即使有人硬把他說成是上海男人，余先生也并不為戴上這頂“桂冠”而感到絲毫的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