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巴金女兒李小林授權，本報獨家刊發巴金一批未發表的珍貴文字
●這些文字將收入《再思錄》(增補本)一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下月出版
●本報特約巴金研究專家、復旦大學青年學者周立民點評這些書信
今天是文學大師巴金老人的百歲華誕。幾天前，本報特派記者組一行三人奔赴上海，專門拜訪了巴老的女兒、《收獲》雜志社副主編李小林女士，并向她表達了本報將策劃制作巴老百歲華誕專題的設想。素來低調且拒絕各種媒體采訪的李小林女士在繁忙中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并親自為我們尋找資料、聯系采訪人員等，令人感動。臨別前，李小林女士有感于本報的執著和認真，特別授權同意由本報獨家刊發一批巴老從未發表的珍貴文字——這些文字，如同思想的碎片，對了解巴老的內心、研究巴老的作品，都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本報在今日59-62版刊發巴老這批珍貴書信的同時，也約請青年學者、巴金研究專家周立民先生對巴老這批各個時期的書信作專家點評。細心的讀者當能從這些文字中感受到巴老那顆永不衰老的心。借此機會，我們也在此真誠地祝福巴老生日快樂！
寫給端端
——《再思錄》(增補本)代跋
《最后的話》這說明我走到路的盡頭了。好些人替我惋惜，我卻明白現在是適當地使用文字的時候了。越簡單越明了，越少越有力。一直到閉上眼睛，我還是有意見，我不會沉默，但我不再礙嗦。文字仍然是我使用的武器。
說真話，我并未放棄過手里的武器。我始終在疲乏地奮斗。現在我是疲乏多于戰斗。
我說我要走老托爾斯泰的路。其實，什么“大師”，什么“泰斗”，我跟托爾斯泰差得很遠，我還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巴金
九四年四月二日
周立民點評：
這是巴金先生寫在贈給其外孫女端端的《巴金全集》第26卷卷首上的話，系首次公開發表。“寫給某某”，是巴金傾吐內心慣用的表達方式，在這里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心跡。文中提到的《最后的話》，是《巴金全集》的結語，在這篇文章中老人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創作得失，深情地向讀者道別，并再一次申明自己追求的目標：“改變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這就是講真話。”在這篇《寫給端端》中，老人除了再次表明病魔纏身精力不如以前的疲憊外，卻也更明確地表明“我還是有意見，我不會沉默”，“我并未放棄手里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自然是文字。但他卻不再像以前那樣毫無節制地使用它了，“現在是適當地使用文字的時候了”。巴金以前總在反復申說，現在他明白“越少越有力了”，這文字中透出他難得的清醒，更為清醒的是他辭掉那些“大師”、“泰斗”的帽子，他說自己跟托爾斯泰差得遠，他還要努力，也就是說一個疲憊的老人仍然沒有放棄追求，仍然在追求，文字雖然不多，讀至此，老人的精神境界卻令人感動。
致李國炯
國炯：
二十五日來信收到。你講起你的病情，大概是一種所謂梅尼爾式？綜合癥，九姑媽也有這種病，但不常發，發了就得睡下休息。你也得注意身體。
我們家里人都好。小幺叔夫婦仍在上海，照常工作。
我的問題在三個月前已解決，宣布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具體結論并未宣布。關于地主分子的話，不知從何而來。我的單位甚至在從前批斗我時，也從未說我是地主分子。我是地主家庭出身，這是別人都知道的。我離開學校后就靠自己稿費生活，我沒有地，沒有收過租，怎么是地主分子？你們單位寫我地主分子，讓他們寫去。反正我的單位沒有說我，更沒有定我為地主分子。我的兒子女兒在外面也沒有人說他們是地主子女。因此我沒有理由向你們單位證明我不是地主分子。(他們也沒有證據證明我是地主分子。)我又不是你的直系親屬，怎么你定案時會寫上我是地主分子？而且我同你又沒有什么關系，只是你們姊妹念書時候，我幫助過學費，但那是送給你們母親的，與你們無關。你們幾姊妹情況一樣，為什么單單你那里要扯上這個？現在我再說一次我的意見：如果因為我的緣故，你不必去管，讓你們單位寫什么都行；如果因為你的緣故，你可以找你們單位向我們單位去調查。或者你寫信問問李致、國煜他們的意見也好。
匆覆。祝好！
問候棟臣。
芾甘
(1973年)十一月六日
周立民點評：
李國炯是巴金大哥的女兒，這封寫于1973年的信是巴金的激憤之作，只要想一想那個年代，便會理解“激憤”這兩個字的分量。正如信中所言，巴金在三個月前剛剛宣布“解放”，但其實是將他擱置起來，同時也是看他“表現”，隨時決定。這個時候巴金似乎應當“忍氣吞聲”才對，但這封信中一連串的問號卻一泄內心中的怨氣，最微妙的是他信中的態度：我不是你們認定的那種人，但你非要如此，那隨你的便吧！這恰如巴金在文革中曾表明的“我相信歷史”。到1973年以后，他開始翻譯《處女地》和《往事與隨想》時，其實已在不斷詛咒“四人幫”的黑暗統治了。這封寫在特殊時期的信，恰好反映了巴金在十年文革的思想轉變。
馬其頓版選集作者序
我很高興我的選集在馬其頓出版，使馬其頓的廣大讀者有機會了解中國作家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我不過是許多中國作家中的一個，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我們都相信高爾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認為文學的目的是使人變得更好。”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就想用自己的作品在促成社會的改革和進步上起一點作用。
通過幾十年的創作實踐，我還是堅持這樣的看法：創作的最高境界是作家把心掏出來交給讀者。作家高舉著自己燃燒的心和讀者一同前進，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說過：“凡是使人類聯合起來的東西都是善的、美的。”為人民的友誼事業奮斗，是人間最美好的事情。親愛的朋友們，請握緊我伸過來的手，我們共同前進吧。
巴金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
周立民點評：
這也是一篇首次公開發表的文字，雖是一篇序言，但它里面有著巴金不斷在強調的文學觀：他希望文學能使人變得更好，能夠發揮社會作用。還有他一再堅持的創作主張：“創作的最高境界是作家把心掏出來交給讀者”。最后是他青年時代就建立起的信念：人人平等，人類大同。所以說雖然文字很短，卻高度濃縮了巴金的很多思想內涵，這是一篇精彩的“巴金如是說”。
致吳克剛
克剛兄：
信收到。你寫文章，我贊成。不過你要材料我沒有。我長期生病，現在比和你在醫院見面時身體更差了。過去的事我大都記得，但是講不清楚，也寫不出來。你的文章，有人在圖書館看到復印件，我看你也記不太清楚，趁早寫出來也好，但也不必著急，身體要緊，首先得保持健康。
我在三天后將去杭州休養半個月，這是我女兒安排的，一連三年去杭州小住，對我身體都有好處。這一次不知怎樣，我說是去告別，以后不可能再去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們在巴黎車站第一次見面，六十幾年過去了。我受過你和惠林不小的影響，我們喜歡辯論，我也把你們寫進了我的小說，能再吵一次多好！但是現在我已經沒有力氣了，不論是說或者寫。請原諒。
祝好！
芾甘
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周立民點評：
吳克剛是巴金早年的朋友，他們曾一同在法國巴黎留學，也有著共同的信仰。在晚年巴金曾頗帶感激地寫道，吳還有幾個朋友曾對他的人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這封信的末尾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巴金早年的朋友，后來多散居海外，而且無政府主義信仰早已成為忌諱，所以很久了，巴金似乎對他們已經淡忘了，但實際并非如此，在上世紀90年代他幾次提到了早年的朋友和往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是對以往諱莫如深的自己早年信仰的一種確認呢？那么此信可以作為一個旁證了。
致柴梅塵、周明鎮
(一)
明鎮
梅塵：
信收到。沒有早寫回信，實在不知道從哪里寫起。蘊珍患腸癌，已于八月十三日逝世。她常常想念你們，可是終于來不及見到你們的信，也來不及知道你們的近況。她病倒不過三個月，進醫院也只有二十天，自己并不知道患癌癥，臨死也無大痛苦，像是睡覺一樣。我以前在干校，但在蘊珍病重時，請假回家，以后就沒有下去，現在因為男孩(原在安徽插隊落戶)患肝病在家休養需要照料，我每天到機關學習(自學)半天，以后如何，還不知道。女兒在戲劇學院，畢業幾年了，有工資，但全校都未分配，曾到農場鍛煉一年半，后來回學校搞運動，據說年內可以分配。我們仍住在原處，有變動時，會寫信告訴你們。
謝謝你們的信。知道你們的近況，比較放心了。別的將來再談吧。
祝好！
堯棠
(1972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
明鎮
梅塵：
二十四日來信收到。《十日談》已于今天上午寄上，另一本書現在找不到了。
糖并不好，只是一點小意思，是我去買的，我不知買哪一種好，孩子們卻比我清楚。上海糖果多，買的人也多，天天排隊。明鎮寫書是件好事，既然搞起來，總會有成績，一次一次地改，總會改好的。《生物史·人類史》大家都想讀。
梅塵退休，休息一陣，對身體也許有好處。只是帶孩子也不要太操心。我看帶孩子也應當改變辦法了。我女兒住在我這里，她六月份就要生產。我們家又要聽到小孩子的哭聲了，有了小孩家里會熱鬧些。我女婿最近分配到杭州市工作，我女兒留在上海，但工作還等待最后的決定。
我們還不需要什么，請不用客氣。
祝你們好！
堯棠
(1974年5月)卅日
(三)
梅塵
明鎮：
梅塵來信早已收到，知道你們的近況，很高興。我得信后又寄上兩本有關《紅樓夢》的書，想已收到了。
我們家里人都好。我女兒夫婦今晚從杭州回來過春節。家里又熱鬧了。我的情況無大變化，但周圍氣氛有些不同，也有人在替我講話。我自己倒沒有講什么。“四人幫”倒了，沒有人講歪理了，我的問題總會徹底解決的。我仍在慢慢地譯赫爾岑。
別的話以后詳談。
祝你們過一個愉快的春節！
芾甘
(1977年)二月十二日晚
(四)
梅塵
明鎮：
你們好吧，我一切都好。現在先告訴你們一件事：我的問題解決了。四人幫搞的那個結論已推翻。樓上房間和書櫥都已啟封，拿去的東西也能在這個星期內開始退還。這次由出版社辦理我的事情，落實政策比較順利。這幾年你們關心我的事，現在可放心了。請你們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4月)廿五日
(五)
明鎮
梅塵：
明鎮來信收到。謝謝你們的關心和鼓勵。《家》尚未印出，應是年底出書。我拿到書就給你們寄去，請勿念。我這兩天患感冒，不舒服，在吃藥，也在好轉。事情多，做不了，身體也差了些，因此不多寫了，見面的機會總是有的。請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11月)廿八日
(六)
梅塵
明鎮：
你們好！在會上見到伍禪，他講到你們。我在會議期間無法外出看朋友。個人活動只好推遲到會后了。我準備留幾天到朋友處坐坐。我一定會去找你們。別的話留著面談吧。
祝好！
芾甘
(1981年12月)二日
致柴梅塵
(一)
梅塵：
收到你的信。我也常常想念你們。我的情況沒有什么變化，還是在家的時候多。五月份政治學習稍微忙一點，但也不怎么緊張。我們一家都好。我女兒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兒子最近從農村調回來了，已報進了戶口，等待分配工作，現在暫時在街道鄉辦團委幫忙，白天按時上班，有三天晚上還要學習，他的情緒很好，我也放心了。我的小外孫女兩歲了，相當調皮，有了她，家里熱鬧多了，我們都為她忙著，也想像得到你的情況。以后如得到什么書，當寄給你們。別的話后談。請保重身體。
祝好！
堯棠
(1976年6月)十日
(二)
梅塵：
你回京后沒有來信，不知道你和明鎮近況如何，念念。“四人幫”垮臺，人心大快，你們一定也很高興。我也是這樣。雖然我的情況目前還沒有大的變化，但壓在頭上的大石搬掉了，問題就有希望解決了。上海是四人幫的黑據點，爪牙太多，直到上星期文化局和出版社的領導才換了新人。因此運動進展較慢，但也較穩。群眾的情緒很好。采臣已在銀川退休，最近到上海來玩，打算過了春節回寧夏。你或明鎮有空，請寫幾個字，告訴我你們的近況。
祝你們好！
芾甘
(1977年1月)十五日
(三)
梅塵：
六月六日的信收到。謝謝你們的關心。沒有早寫回信，只是因為我沒有時間。我又開始像十年前那樣忙亂了。現在每天總是十二點才上床。信來得多，找的人多，社會活動也多起來。只是身體比過去差多了。以后當設法擺脫一些事情，否則會支持不了。很想念你們，希望你們過得好。
請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77年7月)廿七日
(四)
梅塵：
信收到，我很難過，我講什么好呢？對四人幫我懷著深仇大恨，我永不會忘記他們對國家、對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和禍害。現在四人幫的爪牙還在，流毒還很深，必須“除惡務盡，不留后患”。向前看吧，要堅強，要樂觀，我是這樣想。請原諒我的書把你從舊家庭的專制王國里引出來卻給你帶來那么多的苦惱。但是人活著就是為了奮斗啊！別的將來再談。保重身體。
祝好！
芾甘
(1978年1月)十七日
問候明鎮！
(五)
梅塵：
你的信剛剛收到，我就要出去參加外事活動。明天起文聯開會，恐怕抽不出時間了。
我住在西苑飯店六號樓六五七號，同房四個人，電話號碼是890721—657號。上午開會八點半，下午三點，晚上文藝活動，地點就在飯店內。
傳呼電話打不通，我要出去了，先寫這封信，你有事寫信來也行。
祝好！
芾甘
(1978年5月)廿六日下午
問候明鎮！
(六)
梅塵：
信收到。我這幾月身體不好(心臟有點小毛病)，但也不閑。你孫女要書，過兩天給你寄去。梅女士解放前的確同我通過不少信(她譯過《家》)，但是她的名字我忘記了。另一位鮑女士，回國探親，她過上海時，我如在滬，當然可以接待她。
我今年上半年可能去巴黎訪問，法國一個出版社負責人邀請我去，但具體安排得花費時間。我離開巴黎五十年了，也想去看看有些什么變化。
我月底前不會去京，那么再見吧。希望以后還接到你的信。
祝好！
巴金
(1979年6月)5日
問候明鎮！
(七)
梅塵：
從北京回來，看到你的信，知道你的近況，比較放心了。今年四月在京聽成萃談過你在港的心情。說是你本來有機會去日本一游，你也未去。為什么不去呢？這次讀了你紀念孩子的文章，也很難過，多少青年給坑害了啊。但我勸你想得開一點，要保重身體。我贊成你早回北京，在香港住久了，也沒有意思，還是回家養老吧。
在京見到伍禪，他并未談到莊重，志剛、張易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張棠珍似在美國，她兩個兒子在那里過得很好。但她住在哪一州我不明白。惠林前在美國，住在女兒那里，但最近去臺北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說是還要到美國養老。總之他們的地址我都不知道，也無法告訴莊重。
我在法國住了十八天。各方面對我很好。我最近在《大公報》上寫了些短文，談訪法觀感。諾貝爾獎金的事只是謠傳，也可以說是出于法國朋友的好意，不見得會成為事實。我自己并無興趣。總之，你應當保重身體。
祝好！
芾甘
(1979年12月)9日
(八)
梅塵：
信收到。好久不通信了。你好嗎？半年來我身體一直不好，走路提不起腿，寫字非常吃力。需要休息，但雜事多，找的人多，得不到安靜。在北京開會，疲勞不堪。只同彪水通過一次電話，什么熟人都未見到(除了黎丁)，我甚至不知道你們搬了家。成萃來過兩封信，我們昨天才寫了回信寄去。她問我對包小姐的新作有什么意見，我很抱歉，我根本沒有讀書的時間。我常說：將近八十的老人了，還要為活命奮斗啊。明鎮好嗎？好久不見他了。他一定很忙吧。
匆復
祝好！
巴金
(1982年)二月五日
問候明鎮。
(九)
梅塵：
信早收到。我住進醫院，已過一個半月，病情有好轉，但寫字仍感不便，看來還得住一個時期。不過這次住的病房樓高人少，相當安靜，對養病有好處。我拄著手杖可以走走動動，比剛住院時好多了。藥物的確有效，請不用替我擔心，我相信可以渡過難關。但八十一過，能工作的日子也不會多了，在這上面并沒有什么特權。我想得開，我對生活無所留戀，卻只想把工作做好。我相信后代人是比較公正的。
包小姐訪華，我未能接待，很抱歉。她送我一本她的小說，想知道我的意見。我沒有時間讀《春月》，這不怪我。幸好我住院，否則見了面，也會使她失望的。
祝好！
巴金
(1983年)十二月十一日
問候明鎮
(十)
梅塵：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況，很高興。我三年多未來北京，這次抱病來開會，行動不便，寫字困難，生活不能自理，一切由小林姐弟代我安排。我們住北京飯店八樓(8042)，來找的人較多，無法出去看你的新居。很抱歉，這次不能見面了，我十日就同上海代表團一起回去。我身體還是不好，健康情況在《病中集》里寫得明白，記得幾個月前已經把書寄給你了，你可以了解一點，書中寫的都是真話。我現在是個“殘廢人”了。
別的下次談吧。望多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85年)四月六日
(十一)
梅塵：
信收到。你應當樂觀些，不該多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十年浩劫是忘不了的。但要活下去，還得向前看。
我的想法都寫在《隨想錄》里面，以后還要寫下去。
我身體不好，走路腿無力，寫字手不便，字越寫越小，動作也越慢。幸而腦子相當清楚。但手不聽話，想寫寫不出，這矛盾使人感到痛苦。但我并不悲觀，只要活著就得往前走，我也愿意奮斗到底。我們的問題不在個人身上，悲劇在于大家帶著封建流毒鬧革命，給落后的東西披上先進的外衣，用封反資……今天應當多講真話。
寫字困難，不寫了。再一次勸你不要悲觀，還是朝前看吧。不朝前，怎么能活下去！
祝好！
芾甘
(1986年×月)廿九日
(十二)
梅塵：
信收到。我長期生病，五年未到北京。去年在醫院住了八個月。
寫字困難，無法寫長信，更難寫文章。我不清楚你的行蹤，仿佛還記得有一年你到西苑飯店找我，你說要去香港。后來去了香港，又回到北京。我八二年十一月骨折后只有在八五年去過北京，見到汝龍，你似乎還在香港，但八四年十月我在香港又無你的消息，這些年也未見到明鎮。我并未忘記你們。不過我又老又病，即使見了面也只有感慨，講不出多少話了。
早就準備送你們一套譯文選集，但這套書至今未到，我已經到了兩個月了。寫字太吃力，不寫了。
祝好！
芾甘
(1990年4月)十五日
問候明鎮。
(十三)
梅塵：
信早收到。我身體不好，寫字困難，無法回信，而且也無善可述，并不想多講假話。現在大家都是假假真真混在一起，滿嘴豪言壯語，臉不紅，心不跳，毫不在乎，自己騙自己，反而十分得意。
我又老又病，生活不能自理，活著也沒有趣味，所引以為安慰的是可以做點工作、寫點文章，如能寫出文章，即使讓有些人看了生氣，也不算白活。這也是中國的特色吧。奇怪的是有人把落后、把愚昧都當作中國特色。
你提到丹南雪島，這個意大利法西斯的詩人，我在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引用過他的話，關于愛情。他早已過去了。
你們怎樣？過得好嗎？
祝好！
巴金
(1991年)四月六日
問候明鎮。
(十四)
梅塵：
信早收到，好久沒有給你們寫信了，有兩個原因，一是手不聽指揮，二是雜事不少。今年連文章也只寫了三四篇，而且都是很短的。人老了，的確沒有意思，最難受的，是生活不能自理，二是朋友越來越少。這兩年精力體力都在衰退，最近連搬書取書也無辦法。
想說的話很多，但即使見了面也沒有力氣“高談闊論”了。我還記得七八年？在西苑飯店和你談話，你當時要去香港，心情也不好。十多年過去了，你和明鎮還在京過著安靜的生活，你看看書，別人說你“自找苦吃”，我倒覺得“值得羨慕”。我除了老人生活外，還要做一個“名人”，我沒有安靜。有人說我的生活過得“太累”，我確實感到“太累”了。
不寫了。下次再談吧。
祝好
巴金
(1992年)十二月六日
問候明鎮。
致周明鎮
(一)
明鎮：
信收到。您還講那些客氣話。你們的情況成萃同志已經講過了。我的生活也是一樣地忙亂。總想做點事情，但也很吃力。您比我年輕，還可以大干幾年。能周游列國，多看看也好。
梅塵能早回來還是早回來吧。在外面也沒有意思。外面生活過于緊張，我們這里還比較清閑。我這次去法感想頗多，主要還是離不開祖國和人民，也許因為我老了吧。請多多保重。
匆覆。
祝好！
巴金
(1979年6月)五日
(二)
明鎮同志：
收到你寄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你去過美國，又去過臺灣，還是那樣忙，我就放心了。我最近也忙了一陣子，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記憶力大衰退，寫字很吃力，朋友處也很少寄信去，但他們都在我念中。記得你上次信中提到我過去給你們寫的信，這些信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王仰晨所需要的，他在編輯我的書信集，你能把那些信件復制一份寄下由我轉給王仰晨，那就感謝不盡了。
天寒地凍，請多保重。
祝好！
芾甘
(1994年)十月十二日
寄上書二冊，請查收。
問候你全家。
周立民點評：
柴梅塵、周明鎮夫婦是巴金和蕭珊的朋友，一下子發現這么多沒有發表的巴金書信，真是一件難得的事情。這20多封信，從時間跨度上講超過20年，比較現象地顯示了巴金在這20年的生活和情感的軌跡：從最初報告蕭珊去世的消息的情緒低落，到有了外孫女家中的一點歡樂，以及四人幫粉碎后愉快的心境，到事務纏身的焦躁，晚年多病的痛苦，還有做病人之外做“名人”的勞累……在給友人的片言只語中，我們仿佛看到了這個老人步履艱難的足跡。信中：“但是人活著就是為了奮斗啊！”“只要活著就得往前走，我也愿意奮斗到底。”這種樸實無華的話語，讓我們感覺到一種即便在人生的無奈中，也要積極勇敢地走下去的樂觀態度。
致蕭乾
(一)
炳乾：
信收到。謝謝你的關心。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死在書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開筆，閉上眼睛。我寫文章，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我說封筆，也可以再拿起筆。我絕不束縛自己。為了寫作，我挨了一生的罵，同樣我也罵過別人。但我并非為了罵人才拿起筆。我想寫《再思錄》，也只是為了講真話。我是這樣想：講真話不一定用筆。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的目標仍然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說是把心交給了讀者。如果拿著筆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無法掏出心來。我不愿向讀者告別，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這個事實。有意識地向讀者告別，也許有點悲觀，但是我講出自己那些心里話，對讀者多少有點幫助(他們更容易理解我)。
我最初寫小說是為了理解人，結局全集寫《最后的話》，則是要求人們理解我。
我太累，下次再寫。
祝好！
問候潔若
芾甘
(1994年)一月四日
(二)
乾：
信收到，謝謝！一連讀到你好幾封信，我想念你，我擔心你的身體，又惱恨自己沒有力氣給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讀書看報，一切都要靠別人，想起來實在心煩，你的信又好像來得正是時候，就像你站在我的面前，指著我說：“我做得到的你也應該做得到，我寫了四十幾篇文章，你呢？”說真話，我趕不上你了。
我抽屜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賬太多了，但是我寫字太困難了，請你原諒我。問候文潔若。
芾甘
(1998年)三月二十八日
周立民點評：
給老友蕭乾的信中，巴金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心跡：寫作不是為了打扮自己，也不是為了罵人，而是為了講真話，為了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巴金為什么一直揪著“講真話”不放？道理很簡單：假話并沒有絕跡，而現在也并非真話遍天下。當然，人們會對此不以為然，覺得這也沒有什么，或者是真真假假講慣了假話，也不覺得怎樣，但有過文革慘痛經歷的巴金對此卻十分敏感，并絕不能容許假話再講下去了。因為文革就是假話像濃霧一樣籠罩在社會上的年代，也是一個集體在傳播謊言、制造謊言的時代，所以這個毒瘤不割除，不但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沒有，而且什么現代化呀、全球化呀都會被一些古老的伎倆化進去，像魯迅說的大染缸染得一團漆黑。
致蘭蒂尼
尊敬的蘭蒂尼先生：
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決定向中國作家協會授予特別獎，并盛情邀請我前去領獎，對此，我謹向您并通過您向全體評委致以誠摯的謝意。
意大利是令人神往的土地，她既有舉世聞名的古羅馬的文化遺產，又有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瑰寶。意大利對我這個人又有不解之緣。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居住期間，投入了援救在美國遭受迫害的兩名意大利工人薩珂(N.Sacco)和樊塞蒂(B.Vanzeti)的運動。樊塞蒂在自傳中說：“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房，每張嘴都有面包，每顆心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才智都得到發揮。”這段話使我非常激動，講出了我的心里話。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已變成一行行鉛字留存在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里。我在《滅亡》的“序言”里稱樊塞蒂做我的先生。時隔四十多年之后，在我遭受煉獄般的苦難時，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但丁的詩給了我很大的勇氣。我是多少希望去看一看于我有過教誨之恩的土地，但我已八十九歲，垂垂老矣，身體又不好，早已不能遠行，只好委托馮牧先生代勞了。
馮牧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和散文家，又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他完全可以代表我。
多年以來，由于您和其他評委們的不懈努力，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與中國作家協會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不斷加強和發展。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訪問了意大利，出席了蒙德羅國際文學獎的頒獎活動。回國后，他們撰寫了大量的詩文，介紹蒙德羅文學獎，介紹意大利。
“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丑的。”朋友們，你們所從事的正是美的、善良的事業，這與中國作家“以文會友”的優良傳統是一致的。
最后請允許我再次向您和全體評委致以深切的謝意。順致良好的祝愿！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巴金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
周立民點評：
巴金一生沒有到過意大利，但卻與這個國度有著不解之緣這封信所提到的1927年薩珂和樊塞蒂事件，遠在異國他鄉的巴金不但狂熱地投入到救援這兩個工人的行動中，而且還尊稱他們為先生，對他的精神產生巨大影響，樊塞蒂“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房，每張嘴都有面包，每顆心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才智都得到發揮”的話，成為巴金一生的社會理想，而且《滅亡》的誕生與此事有著直接關系，夸張一點說沒有此事，可能就沒有后來成為小說家的巴金。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文革，在巴金精神最為痛苦的時候，是意大利偉大詩人但丁的《神曲》陪著他渡過精神危機的。所以，他稱意大利是“于我有過教誨之恩的土地”一點也不過分。1982年，巴金還獲得了意大利頒發的“但丁國際獎”，這或許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另一個小插曲。
致達君
達君同志：
昨天您要我寫一點關于李健吾先生的事情，我這兩天事情多，又患重傷風，無法安靜地坐下來寫文章，因此只能簡單地寫一點。昨天下午我還跟黃佐臨、唐、鄭振鐸三位先生談起李健吾的事。他們也都是李健吾先生的朋友。他們都說，倘使要他們講話，他們也可以寫一點東西(我請鄭振鐸先生寫一點交給您)。我是一九三三年認識李健吾的，記得是在上海開明書店的宴會上。(他大概是剛從法國回來。)在這以前我讀過他的小說《西山之云》(記得魯迅先生在良友版新文學大系中的一篇導言中也講過這小說)和《無名的犧牲》。我是在法國認識他的哥哥。以后我又在北京參加鄭振鐸先生主持的《文學季刊》編委會，李健吾已先回到北京。他在北京結了婚，正在著述福樓拜評傳。他有時也寫戲。我替《文學季刊》拉到他一篇《這不過是春天》，又替上海的《文學雜志》拉到他一篇《梁允達》。在北京我們常見面，那時我跟章靳以先生住在一處。我在一九三四年秋天回上海，不久建吾也因鄭振鐸的邀請到上海暨大任教來了。(鄭當時做暨南大學的文學院院長。)我留在上海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李健吾也經常給我們供給書稿。(如：《以身作則》、《母親的夢》、《新學究》等)抗戰后陸蠡在上海維持文化生活社，他幫過一點忙。我一九三八年春天去廣州(同年七月中回過一次上海，都是和章靳以同路的)，一九三九年二月由桂林回上海。我一九四O年七月又經海防去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由重慶回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把我哥哥安葬后又回重慶了)。我在上海的時候是常常跟李健吾來往的。我在內地的時候跟他通信不多，但他也曾寄過幾本戲稿給我(如《黃花》《云彩霞》以及他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秋》)。但這些戲由重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慶送審時，原稿全被扣留，只有《黃花》一種被刪改得體無完膚后附了意見發回來了。我在上海跟他來往的時候，我可以說是了解他的情況的。我不在上海的時候(尤其是一九四0年七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唐、佐臨、鄭振鐸幾位常跟他來往，他們應更了解他。鄭振鐸還跟他一起合編過《文藝復興》月刊(從一九四五年底到上海解放前不久為止)。從一九四六年六月一直到上海解放前的時期，他沒有離開過上海。那時他擔任《文藝復興》的編輯和海光戲院的經理，據我所知，這海光戲院的職務是聽了鄭振鐸的勸告在一九四八年底辭職的。中間一九四七年曾經因為《女人與和平》一個戲的演出，受過批評，這是一則黃色(但《女人與和平》在《文匯報》發表也諷刺過國民黨反動政治的一些措施)噱頭多，二則他寫過一篇答辯文章，態度傲慢。他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人逮捕，和2日本投降前他逃到屯溪，剛到屯溪不幾天就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趕回上海，以及在上海進國民黨反動派市黨部，在吳紹澍下面做了一個月的編審科科長，這些消息都是抗戰勝利后他在上海寫信到重慶來告訴我的。我回到上海以后也曾聽見幾個朋友說起這事，大家說是他糊涂，居然在這時候干起這種事來。罵了他一頓，他便辭職了。昨天我和佐臨談起“科長”的事，佐臨說，李健吾做“科長”的一個月中，并沒有做過什么壞事情。記得一九四九年我們在北京參加文化大會，在會前有人在資格審查委員會中也提過李健吾的名字，他寫過一篇坦白書，后來經審查結果以為他的代表資格可以保留無問題。去年上教工會成立，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他的一篇自我檢討文章。反動黨團登記條例發布后，有一天在宴會上談起某人登記的事，李健吾自動地對我們說，他也去登記過，不過登記處的人對他說像他這樣的情形不必登記。
昨天和唐談起，他說：“建吾人是很單純的，他有缺點，但他的缺點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我同意這句話。據我個人的判斷，李健吾聰明，博學，有才氣，但是不踏實(我們常批評他有點“浮”，有時也來一點“粗制濫造”)，喜歡替自己吹牛，愛批評人，但是從來沒有害過人。他解放前對政治并無興趣，但是他從無寫過反動的文章。他的著作，除《西山之云》《無名的犧牲》等二、三種外，大都是在開明書店，文化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而且不難找到。解放后他參加文工考察團去過一趟山東，回來后正在寫一本《山東巡禮》。我和前面提到名字的幾位朋友近來談到李健吾，都覺得他解放后表現得相當好。雖然過去的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掉。鄭振鐸在解放后回上海兩次，見到他勸過他少講話亂批評人。他又曾用劉西渭的筆名寫過一些文學批評文章，也批評到我，都收在他的《咀華集》、《咀華二集》內。據我所知外面對他的為人和工作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有人對我罵他，也有人對我恭維他。譬如章靳以先生就不喜歡他的翻譯，并且說他的文章寫得“浮”。但葉圣陶先生卻非常稱譽他在開明出版的《莫里哀戲劇集》。
話寫得多了，我不會寫這種東西，而且也沒有寫過，不知道這樣寫對不對。我只希望我的這篇東西能夠幫忙消除一些人對李健吾的懷疑。總說一句，李健吾這人的缺點是不少的，但卻不是大的缺點，而且他正在受著知識分子改造的磨煉，更不會有什么反動的活動。
此致
敬禮
巴金1951.5.12
周立民點評：
這是1951年鎮壓反革命時，巴金為朋友李健吾所寫的一份證明材料，達君為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仗義執言”一說，此信恰是這四個字的注腳。在信中，巴金客觀地回顧了與李健吾的交往，并肯定地說：“李健吾這人的缺點是不少的，但卻不是大的缺點，而且他正在受著知識分子改造的磨煉，更不會有什么反動的活動。”別看這短短的幾句話，但卻可抵一家人身家命運的分量，在這個時候敢說這幾句話，也需要幾分勇氣和責任。歲月流轉，這份材料躺在檔案館里四十多年，當事人雙方：李健吾先生早已于1982年去世，他不可能看
到過它；巴金多次提到過李健吾，也不曾提起它，不知是有意不提，還是完全忘記——但這是老人的性格，做了事不喜歡多說。不過，有一件事倒可作為此信的后續：文革的時候，巴金一家落難，生活困難，李健吾不避嫌疑讓到上海的女兒給巴金送錢，巴金總也不忘李健吾“雪中送炭”的盛情。但這何嘗不是一種純潔的交友之道的回報？這封信的末尾，還有一段話頗有意味，那是巴金說：“我不會寫這種東西，而且也沒有寫過，不知道這樣寫對不對。”說這話是在1951年，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這樣的材料可能沒少寫，不過常常是被迫的，性質自然也不一樣了，老人晚年耿耿于懷的是一些朋友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自己卻不敢出來講話。這封信至少證明了，他并非從來如此，他早有仗義執言的時候，那我們就要多問一句了：是什么讓巴金這些人后來就不敢講話了呢？
致王樹基
(一)
樹基：
少彌又走了。不過全集的事情也快搞完了。我還可以使用最后一點精力做完這件工作。有什么問題我來解決吧。我多活一年，多做一年事，是可能的。全集兩篇后記的清樣我早已寄還，想已收到，現決定交給《收獲》十一月號發表。日記校樣上評卡斯特羅聲明中的兩句話已刪去。這一頁校樣第二天就由少彌補寄了給你，你以后沒有來信問起，那就是問題解決了。
全集明年出齊，我一定看得到。那時我還想匆匆再看一遍，從佚文集中刪去一部分，抽去一些違心之論和豪言壯語。
我現在也還在考慮版權和稿費的問題。我不想專有全集的版權。但是不是完全放棄版權，我還未能決定。我也在考慮其他方面的意見。我常說要學習老托爾斯太，托爾斯太在生前就放棄了版權，不過他的太太也在出版他的著作。
我們這里今天情形更加復雜，變化又多又快。好的作品本來就是精神財富，人們從中汲取營養，青年長期接受教育。沒有想到新的號召一旦出現，大家爭著下海從商，精神財富一下子又成為民族垃圾，而拜金主義披上“社會效益”的黃袍壓倒一切，似乎所有嚴肅文學都是廢物，無人過問。照這種情形看，我似乎又用不著考慮版權的問題，我那些作品沒有條件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斬”客騙錢。我不會進入這個發臭的“鬧市”。……
這些都是多余的話。我不是文學家，但幾十年來陷身文壇我也并不后悔。當初發表文章，我不曾想過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賣的東西，要用它們來換取青云之路。回顧幾十年的創作生活，可以說我并沒有拿作品做過生意，也不曾靠寫作發財。現在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給讀者。我的心從來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我奉獻的是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我的筆表達了這種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長期存在。我引以為驕傲的正是我未寫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賣過自己。
我又想，我的全集雖已編成，(你為它們花了不少的心血！)但可能用不著再印了。不是沒有人要看，而是沒有書店出賣，因為它們不是商品，書店征訂印數時總是不夠理想，不便再印。其實這樣你我都可以輕松些。
我到了九十。來日無多，可以休息了。樹基，你也該休息了，謝謝你。
十套《隨想錄》尚未收到，上次到的《寒夜》和《愛情三部曲》。
余后談。
祝好！
芾甘
九三年七月廿五日
(二)
樹基：
二十九日來信收到。你果然帶病工作，我不該拿沒完沒了的事麻煩你。但是你既然問起，我總得講出我的意見。現在談關于“目次”的問題：
一、你重視體例、規格、依據等等也有道理，但我看可以靈活運用，例如迦爾洵短篇或合并一本，或保留三小書面貌都行，但是我覺得后者只是給自己丟臉，(那樣薄的書！)有點愧對讀者，就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二、又如高爾基的《草原故事》在幾家出版社刊行過，歷時好幾十年，現在只有合并在一起，加個注說明有幾種版本。這也是一種簡單化。其實我的譯文中有不少注都可以刪去。
三、說到出書的先后，我的第一本書是《面包》，第二本是《倫理學》，第三本才是《自傳》。《滅亡》還在《自傳》之前，但如果舉出迦爾洵的《信號》，把幾本小說集編在一起，先出頭本，我也同意。《面包》和《倫理學》兩書可以作為附錄收入末卷。
四、高爾基的“回憶”合并成《文學寫照》，還可以同《草原故事》及其他合印一冊，因為都是高爾基的著作。
我最近身體不好，身心勞累，痛苦不堪。閑下來又想動動，稍微一動就需要休息。午夜夢醒總是為后事的安排著急，我總要做到不會對不起誰。我學習托爾斯太，空話講了多年，至今還未做到言行一致。寫字太吃力，不寫了，總之目次由你決定吧。
李舒九月底才回滬，我們同去杭州過國慶，這是小林安排的。從護理工作出發，得到兩地有關醫生同意，來去都很方便，療養也頗順利。但是明年我想休息了。再見吧。
祝好！
芾甘
九四年、九、一二
全集八卷小林收到了，只是我缺的三卷(18.19.23)寄出沒有？
周立民點評：
王仰晨，字樹基，是巴金的老友，也是巴金最重要的兩套作品集《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的主編，恐怕也是巴金晚年通信最多的人。書信，除了能交流信息、承辦事務之外，更重要還有表情達意的功能，尤其對病魔纏身的巴金來說，執筆寫文章不太容易，但給老友寫信卻是他心聲傳達的重要渠道。因此這兩封信及眾多巴金晚年的書信就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完全可以當做文章來讀，而且可能比文章表達的思想更直接。在全集書信編的“代跋”中，巴金說他對書信的用法和看法“有了改變”，以往老人認為書信是一個私人化的東西，但現在書信也是講真話的媒介，所以他表示：“我要一直寫到閉上眼睛。”這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對上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中，精神貶值的一些看法，在今天人們看來可能都是老生常談，包括他一再說的學習老托爾斯泰，做到言行一致什么的，也會有人認為是無甚高論。巴金的可貴在于他從未裝出深刻的樣子，而是他從不掩藏自己的內心，還有一點是這些很單純的觀點已經化為他的一種信念，無論是從精神上還是從行動上，都對他產生了某種約束力和強制力，他的許多痛苦也由此產生，巴金信奉的是居友的“行動哲學”，這恐怕比那些販賣很多高深的理論卻從沒有任何信念的人要可敬得多。
告別讀者
《譯文全集》編好，十篇《代跋》交卷，我真的應該告別了，何況我疾病纏身，工作能力已經喪失。我常說自己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寫作、我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并非我有才華，也不是我精通外文，只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為了表達這種感情，我才拿起筆。
最近，我常常半夜醒來，想起幾十年來給我厚愛的讀者，就無法再睡下去。我欠讀者的債太多了！我的作品還不清我的欠債。病奪走了我的筆，我還有一顆心，它還在燃燒，它要永遠燃燒。我把它奉獻給讀者。
巴金1996年7月23日
周立民點評：
這是巴金再一次提筆向讀者道別。上一次是在《巴金全集》最后一卷的《最后的話》中，這一次是譯文全集的最后，這位主張“把心交給讀者”的老人在字里行間充滿著無限的留戀和愛意，聯系到巴金的所有創作幾乎都是與讀者交流的結果，我們就能夠感受到他這些話語的分量。而且，他總在說欠了讀者的債。這種“欠債”意識，是巴金晚年揮之不去的精神重負，他欠的什么債？是因為他覺得過去說過假話、空話、大話，有負讀者的厚望。但這樣的話，過去很多人說過，現在有人也在繼續說，可有多少人內心中有老人這樣的自省和不安呢？當然僅有不安是不夠的，但連不安都沒有，那不更可怕嗎？
陳思和、周立民兩位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巴金研究專家，也是巴金晚年文集《再思錄》及其增補本的編選者。今日由本報獨家刊發的巴金一批未發表過的書信，就將收入《再思錄》(增補本)一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下月出版。本報特派上海的記者近日專訪了兩位學者，請他們暢談《再思錄》及其增補本的出版過程和出版意義。
陳思和：《再思錄》的出版在當年是一件大事
1995年，巴金老人出版了《再思錄》，這是他繼《隨想錄》以后的又一本思想隨筆集。他曾在“文革”后用8年時間寫了5卷本的《隨想錄》，接著又花了7年時間，寫出的只是這薄薄的一本《再思錄》。這足以說明他晚年病中寫作的艱難，同時也讓人覺得更加珍貴。這本書是作為我和李輝主編的《火鳳凰文庫》的第一本推出的。
這要從1993年說起，當時商品大潮沖擊文化市場，出版界傳統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學術著作出版倍感困難。我想用實踐來證明，真正的學術書也是有市場的。我就與幾位朋友合作，用自籌資金的方法推出系列叢書，我們先策劃了一套《火鳳凰新批評文叢》，以出版青年學者的文學評論集為主，這套書當時賣得非常好，一年印了三次。但當時文化市場上消閑讀物軟性讀物風行一時，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還是認為，強調知識分子人文精神，是好事，但這樣的書賣不動。1994年，我就想再出版一套書，再次證明學術書的價值，當時我就去找巴金。
說到底，我編《火鳳凰文庫》，就是想學習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做法，當年他編《文學叢刊》，也是有很多人對他說，文學書是賣不掉的，但后來他很快就扭虧為盈。
這一年，巴老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后，正著手《巴金譯文集》的整理和校閱。每天伏案工作8小時以上，不幸因勞累過度而骨折住進了華東醫院。在醫院里，巴老聽了我的要求，一口答應了以他的作品作為《火鳳凰文庫》第一本書。當時巴老說，我的東西不多。我說，我來幫你收集一下。我就開始整理巴老《隨想錄》以后的作品，收集了他編《巴金全集》后期寫的序、跋，以及一些書信。
巴老1986年寫完《隨想錄》以后，原想擱筆；1988年，沈從文去世，他又寫出了《懷念從文》，當時這篇文章影響很大。我估計他計劃是寫一組文章，通過回憶來清理文壇上的很多異歧。我注意到，他在《隨想錄》里寫的人物文章，比如《紀念雪峰》、《懷念胡風》、《懷念老舍》等，都是跟當時的極左路線有關；但是到了寫作《懷念從文》的時候，他就把思路跳了出來，把回憶的視野放到了整個文學上來；巴老和沈從文的私人關系很好，我想他是通過對從文的懷念，來清理上世紀30年代與京派文學在觀念上的分歧，以此對文學史本身進行一次清理，他這時候的寫作更重視客觀性，更重視細節。
我有一次到巴老家里去，告訴他《懷念從文》發表以后，影響非常大，有沒有可能再寫上一組文章。他馬上說，我有這個計劃。但是后來巴老因為身體原因而擱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把精力主要轉向了編《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上。編《巴金全集》工作量非常大，尤其是到了第17卷，巴老為以前沒有收到集子里的論文、日記、書信，寫了很長的序、跋，來做一個交代。這份工作花費了他很多精力，等《巴金全集》編完以后，他又編了10卷本的《巴金譯文全集》，兩個全集的編纂工作從1986年斷斷續續持續到1997年才結束。
在整理巴老作品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組精彩的短文，是懷念從前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吳克剛、衛惠林等人的文章。這涉及到巴老的信仰問題。對于個人信仰，巴老從來不作正面回答，他寫過兩本創作回憶錄，文革前一本，文革后一本，惟獨閉口不提他最喜歡的《愛情三部曲》，這部作品是根據他當年從事無政府主義的運動的經歷來寫的，他后來一直回避了對這段歷史的回憶，對此我一直覺得奇怪，直到他寫《隨想錄》的最后幾篇文章時，才涉及到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葉非英等朋友，并說，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詞來贊揚他們，那就是“理想主義者”。我馬上意識到，巴老是為了尋找一個能夠用現在被接受的語言來介紹他當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他寫了懷念吳克剛、衛惠林等人的短文，如果不是后來健康惡化阻止了他的寫作的話，我想巴老會進一步寫出他對自己信仰的許多真實看法。我感覺到，他是通過寫這些文章，對自己的創作、自己的信仰做了一個回顧。
巴老的作品編好以后，送到出版社發排，我發現它前無序后無跋，這樣子印出來不太好看，就有心想請巴老新寫一篇序文，放在書的前面。那時候巴老正躺在醫院里，看他病得如此痛苦，我不忍開口，便找他女兒李小林商量，能否選一篇舊作作為代序，當時已經想好了用《沒有神》，或者請李小林來寫序。
誰知第二天小林就打來電話，說巴金先生知道我的要求后，他就躺在病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請小林筆錄。那篇序不長，字字句句都洋溢著對人生的熱愛，文中還引用了俄羅斯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話：“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歡樂。”很難想像這就是一個在病痛折磨下的90歲老人的精神狀態。更讓人驚異的是，小林怕父親記憶有誤，回家找出柴氏原話核對一遍，幾乎與原話一模一樣。
這一套《火鳳凰文庫》，其中有巴金先生的《再思錄》、賈植芳先生的《獄里獄外》、沈從文先生的《從文家書》、張中曉先生的《無夢樓隨筆》等，都成為名重一時的人文大書。
1995年4月，我把《再思錄》樣書送到巴金先生住的醫院里。巴金先生特別高興，他從病床上坐起來，用手撫摸著新書的封面，很有信心地說：“我還會寫下去，再寫一本《三思錄》。”對老人的話，我是一直有所期待，但在以后幾年里，巴金先生身體更差，幾乎一直在醫院和療養中安度晚年，很少再看到他發表新作。
周立民：為什么要出版《再思錄》(增補本)
12月上旬，近13萬字的《再思錄》(增補本)將出版，該書搜集了巴金《隨想錄》之后十多年的重要創作，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巴金思想歷程的記錄。出版《再思錄》(增補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考慮到1995年以后，巴老又不斷地寫出新的文章，或者是有新的材料被發現，而在這時候，巴金的重要作品集《巴金全集》、《巴金譯文全集》都已出版，來不及予以收錄，這樣非常有必要對1995年版《再思錄》進行增補，讓大家對1995年以后的巴金，有一個更整體的看法。
《再思錄》(增補本)里，收入了非常重要的幾篇巴金懷念老友的文章，比如說，《懷念曹禺》、《懷念振鐸》，其中《懷念振鐸》屬于未完篇，是根據手稿首次收入集子；另外一部分內容，就是巴老為十卷本《巴金譯文全集》每卷所寫的代跋，還有一篇《告別讀者》。這十篇代跋回顧了他從事翻譯的歷程，等于是給自己的思想歷程進行了一次清理，這些篇章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文字完整，流暢。巴金的譯文，總是跟他的思想發展有關，尤其是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下，他正常表達自己思想的渠道受到阻礙時，譯文就是他的另外一種說話方式。他自己說，一輩子反對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在和舊勢力作斗爭的過程中，他就借來別人的武器，所以他的譯文和一般純技術性的文學翻譯不同。從其譯作來看，純粹的文學作品不多，即使是像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很純粹的文學作品，也是和他的思想有關的。
《再思錄》(增補本)中還有一部分內容，是書信，我們主要是選擇了一些能表達巴老思想、感情、晚年心態的書信。巴老晚年由于疾病，不可能大量地發表文章，書信是他傳達心聲的重要渠道。這里面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書信中主要談到了他的痛苦。巴金的痛苦一是疾病帶來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能工作的痛苦，這種精神上的痛苦他始終沒有擺脫，他在悲觀的時候經常說，我生命都到盡頭了，我這一輩子活著意義在哪里？我們還選擇了一部分書信，內容涉及到巴老對社會現象發表的評論。這些書信，完全可以當做文章來讀，而且巴金有很多文章，本來就是用書信形式表達出來的。還有一小部分內容，是給自己或朋友的集子寫的序、跋，都很短，內容也是圍繞他一貫思考的主題來寫的，包括講真話，反思文革，關于道德、生命的意義等。
《再思錄》與《隨想錄》有著很重要的差異。《隨想錄》的寫作是在一種開放的心態下完成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指的，它的寫作，作者始終處于與社會信息的及時交流和反應之中。《隨想錄》的第一篇是《談〈望鄉〉》，當時這部日本電影在中國上映以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巴金就出來發表意見，通過為《望鄉》辯護，對于人道主義的情懷進行了再度的重申；再比如對于文革的反思，這個話題也是社會熱點，當時巴老身體狀況比現在好，這也保證了他能及時對各種社會現象作出反應。
《再思錄》的寫作就完全不一樣了，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寫出的，當然這種封閉不是和外界完全不聯系，而是基本上不參與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巴老更多地回到了自身，越來越向內心里走。這種變化跟他晚年做的事情有關，他編《巴金全集》、《巴金譯文全集》，不斷地看自己的舊作，回憶過去的事情以及老朋友，這促使他越來越注重個人往事和內心記憶的東西。
在《再思錄》里，還包括巴金懷念從前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吳克剛、衛惠林等人的短文，巴金說，他們在他的成長中，給了他巨大的影響，這在以前是不大說的；早年的信仰，一直是他忌諱的，現在他明確地說了出來，我覺得他正逐漸地開始整理自己的內心。這個現象，對于外界有什么意義？巴金作為“五四”以后的第二代知識分子，他是在什么情況下接受這些信仰的？在當時多元化的社會里，他接受這些信仰，其價值意義又在什么地方，他為什么會這樣癡迷？是不是有一種信息暗示我們，他在回歸？
我認為，巴金能夠完成《隨想錄》這樣的巨著，意味著巴金在逐漸回歸自己青年時代的思想軌道。他有著自己的運行軌道，至于這些內容深不深刻，深刻到什么程度，還可以再討論。但他一旦迷了路，知道回到哪里去；而現在有些作家，根本沒有自己的軌道，沒有自己的標準，所以也不知所向。
另外，《再思錄》延續了巴金對文革的反思話題，只是這種話題不再通過具體事例來反思，而是越來越抽象。文革在這里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事件，而是一種人類的傷痛，是人性的大檢驗，是人類社會某種特殊狀態的預示。在《沒有神》里，他說，“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人為什么變成了獸？他沒有強求大家反思，而是首先從自己剖析，他一直在進行道德自問：我沒有講真話，我對不起朋友……他就是說他自己不像某些人一開口就是“天下”，就是“人類”，可惟獨忘了自己。其實對自己負責，才是對歷史負責、對人類的負責。
比較巴金的這兩部書，《隨想錄》在當時影響非常大，《再思錄》卻常常被人忽略。我覺得《再思錄》的價值還有待于進一步認識。對于《再思錄》與《隨想錄》，不能僅僅把它們當做文學作品來看，更重要的是，通過暮年的這兩部書，巴金等于書寫了一個孤獨老人的形象，一個“五四”以來第二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在《懷念從文》中有一句話，沉痛至極，非常有分量，可以說概括了巴金晚年的心情：“有什么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本版撰文／本報特派上海記者謝海濤
本版攝影／本報特派上海記者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