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今年的散文欄目中有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二余”的同時上陣。二余，一是余光中，專欄為“隔海書”；一是余秋雨，專欄為“舊城迷藏”。這兩人，前者是臺灣人，卻“光耀大陸”；一個是大陸人，卻“紅遍臺灣”。不過更有意味的是，他們的文章都是對文化的體味，卻嘗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余秋雨到德國，看到的是黑格爾墳墓前的蕭索，到意大利想到了但丁的被放逐，在冰島，他則站到那條著名的地球裂縫上體驗恐懼的感覺。余秋雨到了英國，他想到了莎士比亞，首先還是一代偉人的生前寂寞和死后遭遇的懷疑。因為在莎士比亞的家鄉小鎮保存的遺囑中，莎士比亞的簽名都由別人代筆，拼法也不統一，“很像當時千千萬萬個文盲”的做法。于是，引發了世人對莎士比亞真實身份的懷疑。余秋雨對懷疑論者們的資格提出“懷疑”，尤其是他對大學里的所謂“學者”們。他說：“大學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結構……很多創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邊借半官方、半學術之名，憑群體之力，沾名師之光，獲得一種社會認定”，這種人余秋雨認為最容易混淆視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這些人從大學背景里拉開，然后單個審核他們的資格，盯著他們追問一句：“你是誰？”防止他們進行“蒙面偷襲”。
然后，由莎士比亞的遭遇，他又聯想到西班牙的塞萬提斯。他認為塞萬提斯的遭遇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塞萬提斯在戰爭中致殘，后又遭海盜的綁架，而且不斷入獄，受審，不過余秋雨認為，塞萬提斯自己戰勝了苦難，而且“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但是，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塞萬提斯，當他們去世，人們沒有表示什么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后，才會感受到一種山崩地裂般的文化失重，但那已經是余震。用此表達“文化英雄”死后的寂寞，余秋雨心目中的文化確實是一場“苦旅”。
與余秋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余光中發在《收獲》同一期的文章題目竟為“山東甘旅”，這“甘旅”二字是少見于成語的，這是余光中完全為自己的旅行感受所啟發，還是兼受了“文化苦旅”的影響？但用“甘旅”二字概括他在齊魯大地的見聞覺知，確是極準確的。他在山東大學，就對丁香一見傾心，并有了“葉掩芳心，花垂寂寞”的詩思。他游泰山，雖然沒有見到日出，但是“見到”了泰山。“登臨到此，果真就能把世界看小嗎？反倒是愈看愈多，愈多愈紛繁，腳下憑空多出一整盤山岳：我們算什么呢，竟敢僭用這么高的‘看臺’、這么博大的立場？”這種感悟，這種敬畏，大概只有到了泰山才能生起。而他游黃河，竟不顧年邁岸滑，執意要親手摸一下河水，并且還在河邊默禱，天真地把自己的名片投入黃河，把于河邊踩到鞋上的泥巴，收藏在名片盒里，帶到了高雄的書房里，喜悅之情始終盎然在他文中的字里行間。
由于歷史久遠的緣故，泰山黃河早已不是純粹的山河，一草一木都成了“文化”，就像歐洲遍地是“文化”一樣。同樣面對“文化”，余秋雨和余光中，卻品出完全不同的味道。是面對的對象不同嗎？實際上，這跟對象已經沒有多大關系，二余調換一下，仍會是秋雨“苦”，光中“甘”。我想這主要跟二人看問題的方式有關。
余秋雨文中反復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偉大的人或事如何遭受小人和庸世的攻擊和冷遇，余光中則是始終在體味偉大的人或事是如何的偉大，如何的美妙；余秋雨多訴諸理智，余光中則常常開放心靈；余秋雨對自己的主題分析已經入木三分，有振聾發聵之用，但有時候，他會不自覺地讓自己與他筆下遭受小人攻擊的偉人并肩而立，略失厚道。余光中開放心靈，盡量地讓偉大的事物占據他，反而漸漸地看不到他自己了。好比讀他的《黃河一掬》，雖然寫的是余光中游黃河，但讀到最后，就只有黃河滔滔了，游者也已成了黃河的一分子。他也許不夠深邃，有時可能有點迂，但赤子之心卻始終宛然。文化的“苦旅”或“甘旅”是不是在此分道揚鑣的？
